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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火種”， 才打破了這種儒家獨尊的壟斷地位。
諸子百家中，封建統治者為什麼獨獨看中、選擇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軸心？儒學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哪怕在戰亂紛紛、政權林立的分裂時代，也能“一枝獨秀”地主宰中國文化的命運？ 董仲舒那“一勞永逸”的“成功”密碼何在？儒教的“一家獨唱”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曆史中沉沉地籠罩著中華大地，給我們民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響？……這些，都是我們在思考中國古代文化時不得不面臨的嚴肅而重大的課題。
二
漢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誕生在趙國廣川縣一個名叫董家莊（今河北省景縣河渠鄉大董故莊村）的普通村子。有關他的家世，史書未見記載。但從他小時候就接受啟蒙教育這一點來看，當是出生在一個家境比較富裕的莊戶人家。董家莊沒有學堂，小孩讀書，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鄰近的十里長村去就學。十里長村有一個源自官宦人家、推崇儒家禮義的蘇氏大家族，因此，學堂所教，不外乎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學說。兒時的啟蒙教育就這樣決定、影響了董仲舒一輩子的人生道路。此後的學習、研究與發展，也只能沿著早年的儒學一脈深掘精進。
學業稍有所成，董仲舒做過一番繼續向外發展的努力，但都沒有取得重大成功。於是，他就回到故鄉，當一名“傳道、授業、解惑”的民間教師。
在教學的同時，他一直都在潛心研究《春秋》，尋求該書的微言大義。
春秋時期，各個封國都有編訂史書的傳統，《春秋》，本是一部記載魯國曆史的史書，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編年史。然而，經過孔子對它的一番刻意修訂與整理之後，《春秋》頓時身價倍增，由一部普通的歷史書籍變成了一部著名的儒家經典——融褒貶於其中，以儒家思想為宗綱的政治哲學典籍。《春秋》經文不長，只有一萬六千多字，語言簡練而意義朦朧，後人爭相為之註解，流傳且有名的主要有《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及《春秋梁傳》。這三傳分別闡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它們各自成家，在歷史上成為三門獨立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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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2）
《左傳》是《春秋》的第一個註釋文字，出自與孔子同時代的左丘明之手，《春秋》只簡單地記載史實，而《左傳》則繪聲繪色地敘述了事件的具體過程，它以事實解釋《春秋》，是一部政治史書；《春秋公羊傳》與《春秋梁傳》皆得孔子正傳，孔子將《春秋》的政治思想口授給弟子子夏，子夏又分別授予弟子公羊高與梁赤，這一口授心印的傳承經過公羊高與梁赤的發揮，終至形成了兩種獨特的《春秋》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與《梁傳》，它們於漢代才形成文字，但《梁傳》比《公羊傳》還要稍晚一些。兩書體例同一，很少敘述史實，都是根據自己的理解與想象發揮、注說《春秋》大義，其差異主要在於解釋《春秋》的思想觀念各各有別。
董仲舒早年曾到齊地求學，拜在公羊氏的門下，在公羊學館滯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深得公羊學之真傳。此後，董仲舒便將春秋公羊學作為自己終生不渝的主要研究目標。他的所有著述，其引文大都來自《春秋公羊傳》。
董仲舒為探究《春秋》奧義，幾乎達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據《御覽》八百四十引《鄒子》所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嘗乘馬不覺牝牡，志在經傳也。”研究一深入，他書也顧不上教了，將自己關在屋內不分白天黑夜、廢寢忘食地旁徵博引、苦思冥想，三年時間，連到自家菜田邊散步行走都不曾有過；騎馬時也沒想到要去分辨胯下所乘為雄為雌，一門心思所繫，全在 “經傳”二字。上述文字雖然有點誇張，但多少反映了董仲舒那種鍥而不捨、刻苦認真的鑽研勁頭。不僅如此，他還以儒家思想嚴格規範自己的行為，一言一行，都染上了儒家的色彩，打上了儒學的烙印，具有了儒者的風範，乃至“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以董仲舒這種拼命的刻苦精神及他那與生俱來的聰明穎悟，可以想見的是，他在研究春秋公羊學方面肯定會取得超越他人的突出成績。因此，在四十多歲時，他就被景帝拜為春秋公羊學博士，當時同拜這一官職只有兩人，另一位是年事高邁的公羊學研究專家胡毋生。古代的博士並非現代的學位名稱，而是學官名。秦朝時，只要通達某一領域的理論學說，都會授予博士官職，充當君王的參謀顧問，制定政策法令。由此看來，博士官不過是君王手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一個工具而已，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御用文人。而專為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