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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師，兩名師長陣亡，7 名團長或死或被俘。這是東北軍幾十年歷史上所沒有的。正如張後來在自述中說：可怕的失敗，深創我心。對東北軍的慘敗，蔣介石不但毫無關切之心，而且乘機取消了被殲部隊的番號，減發其軍餉，甚至張為陣亡者所請之10 萬卹金，也被駁拒。以致張悲憤感嘆，我的名望以降到不值10萬元錢。1935 年11 月，國民黨五全大會，張大受奚落，與當年蔣對他盛大恭迎相比，真是天壤之別，這對張是莫大的刺激。
九一八後，東北軍背井離鄉，流亡關內，深感家鄉淪落的痛苦，奉命進攻紅軍又屢遭重創，他們對打內戰十分厭倦和不滿，他們大聲疾呼：與其同共產黨打仗，還不如和日寇拼命。軍心的動搖，對張的推動極大。事變前，張的秘書苗劍秋勸張，說：我覺得陝北共黨不過是癬疥之疾，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侵略卻是百年大患呢。（與蔣介石說的恰恰相反）副司令應該建議蔣先生放下槍桿，同陝北合作對外。張聽了說，我的職務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這種想法太混蛋了。苗說：“你才是混蛋呢。放著國難家仇不報，一天到晚的替人家作走狗打內戰，你憑什麼資格罵我混蛋？”張是有度量的人，他說，你說的對，我們兩個都是混蛋。所以西安事變的原因，簡單的說，就是張和東北軍不願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國人應該打日本人。
中共在瓦窯堡會議之後，就更加抓緊了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1936 年1 月25 日，毛、周等發表《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重申中共的抗日主張，表示願意同東北軍首先聯合抗日，並歡迎一切願意抗日的人們到陝甘根據地來，協商共同抗日的具體辦法。紅軍還特別注意作東
北軍俘虜的工作，工作取得了成效。東北軍一個被俘團長高福源，像許多其他東北軍一樣，深受家鄉淪陷之苦，強烈要求抗日，被俘後，感受到紅軍對他的寬大待遇和親切的照顧，思想發生劇烈的變化。一天，他對紅軍領導人說，他願意說服張。高被紅軍派了回來。而這時張也正透過各種途徑與紅軍聯絡。高見到張後，說，現在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日，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我們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我們沒有理由拒絕人家的好意，我們東北軍再繼續打內戰就快要被消滅光了。說到這裡情不自禁地大哭起來。張對高說，休息一兩天，就趕回
去，請紅軍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來正式商談。中共中央先派李克農，而後按張的要求派周恩來與張談判。4 月9 日，張駕著飛機到延安，（這時延安還在東北軍的管轄之下），在一所教堂裡，張與周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周全面地深刻地闡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精闢地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張提出的各種問題。但也張有一些問題，對中共有啟發。關於聯蔣抗日的問題。張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張。他說根據這兩年同蔣的接觸和多方面的觀察，認為蔣還是有抗日的可能的，蔣的錯處在於必須先消滅共產黨然後抗日，因此，張認為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設法把蔣這個錯誤政策扭轉過來，真正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說，他總覺得抗日不應該反蔣，反蔣就使抗日增加了困難。周對張提出了的聯蔣抗日的主張表示同意，但因為事關重大，願意將這個意見帶回去，提請黨中央鄭重考慮之後，再作最後的決定。雙方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取得一致，而且在各個具體問題上也十分順利地達成協議。中共與張達成聯合抗
日的協議。這次會議對於張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張對周佩服的五體投地。這次會議對中央政策的轉變也有影響。中央討論時，認為，連張這樣在抗日的道路上邁出巨大一步的人，都不同意反蔣，那國民黨的其他人就更難同意了。又抗日又反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很難形成。同時，也注意到蔣對日本態度的變化。1935 年11 月，國民黨五次代表大會，蔣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的時候，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的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國民黨內的主張抗日的人問：什麼時候是最後犧牲的時刻？蔣介石在五屆二中全會上作了回答：決不簽訂承認滿洲國的協定，假如有人強迫簽訂，就是最後犧牲的時候。這樣，在東征回師的電文裡，中共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號。通電指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
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是支具有革命傳統的隊伍。他們在孫中山領導下，先後參加了辛亥革命、討袁戰爭、護法戰爭和北伐戰爭，在民主革命中具有光榮的歷史。楊虎城本人與共產黨也有著親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