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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後來蔣介石叛變革命，他不得不參與一些剿共戰爭，但一貫對中共抱
同情態度。因此，當紅軍達到陝北後，派人向他轉達聯合抗日的主張時，他便痛快地同意了。楊與紅軍的合作關係那時已經確立，隨後，中共與張也建立了統戰關係，在聯共抗日的一致目標下，張楊之間也達成諒解，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於是，從1936 年下半年起，西北這三方面密切合作的局面就逐漸形成，時稱“三位一體”。
山西統戰工作也取得巨大的成績。這時，在閻錫山看來，降日、迎蔣都不是好辦法，抗日、拒蔣又沒有力量。因此，不得不尋找臨時的同盟者，他主動向薄一波（前不久逝世，最後一位七屆中央委員）等人發出邀請，幫助他組織民眾抵抗日本。他自己說：同共產黨搞統一戰線，這中間有風險，但是不跟共產黨合作，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是用共產黨的辦法削弱共產黨。
1936 年10 月，共產黨員薄一波等五人（後陸續增加到16 人），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以個人身份接受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的邀請，到太原協助閻從事抗戰準備。不久薄與閻進行了一次正式會談。薄提出：第一，宣傳抗日主張不應受到限制，對抗日救國有利的事，我們都做，不利的事，堅決不做。第二，我以前是共產黨員，（閻不知道薄出獄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做反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事。第三， 在用人方面給予方便，對於我們用的人，要保證安全。閻一一同意。會談結束時，閻在自己的手心上寫了個人字，給其部下看，意思是稱讚薄是個人才。後來，其部下對閻說，不該答應薄提出的那些條件，但閻不以為然，說，你們這些人就是不懂事，人家就是要把話說在明處，明槍好躲，暗箭難防，這怕什麼？就是要用這樣的人。
會後，確定薄擔任犧牲救國同盟會（區別於共產黨的抗日救國）的常務秘書，主持犧盟會工作。薄首先對犧盟會總部的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與改組，名義上會長為閻，但總會的常委中，除了一人外，都是共產黨員或山西左派青年。犧盟會便實際上發展成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以後勢力越來越大。
在新疆，中共與盛世才也建立了統戰關係。
這樣，在西安事變之前，中共與陝西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山西的閻錫山、新疆的盛世才都建立了統戰關係。從區域性統一戰線到全國的統一戰線。
國共合作的醞釀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抗日的態度，華北事變後也在發生變化。蔣介石對日本一再退讓，是建築在依靠外交途徑來解決中日問題的幻想上的。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打破了這種幻想。華北事變的發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脅到它的生存，於是，南京政府不得不開始考慮調整它的對日政策。
1936 年1 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宣佈包括實行中、日、滿經濟合作，即承認滿洲國等條件在內的廣田三原則，這是蔣介石難以接受的。他後來寫到：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毫無止境的侵略慾望面前，可供蔣介石選擇的餘地越來越窄了。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在1935 年底開始試探，要求蘇聯的援助，並設法打通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蔣介石後來做了這樣的解釋：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也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1935 年10 月，蔣介石對蘇聯駐華大使暗示，希望中蘇訂立軍事協定。12 月，蔣介石同蘇聯大使談話時又說，如果蘇聯政府能夠促進達到國共團結，我感到高興。1936 年1 月，蔣又說，他準備同意中共合法，條件是紅軍不能存在。希望蘇聯政府說服紅軍承認中國實際存在的政府。蘇聯大使回覆蘇聯政府的意見，國共和解是中國內政，第三者無法介入。紅軍長征到了陝北，對蔣介石的威脅小多了，蔣於是派駐蘇大使鄧文儀找王明，（共產國際）王明認為，國共兩黨的中央都在國內，和談最好在國內進行。中共代表團與鄧文儀接觸後，決定派代表團成員潘漢年回國，促成國共直接談判，潘回國前，與鄧見面，商量潘回國後與國民黨中央的聯絡的辦法。蔣介石一面在國外進行，同時也在國內尋找與中共聯絡的線索，宋子文指派曾養甫出面活動。後來，國民黨領導人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找到以牧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董健吾。宋慶齡邀董到她的寓所，當面交給董一封信，要他送到陝北，面交毛、周。行前，宋還交董一張委任狀，由財政部長孔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