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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躁之氣已經消盡，面對半米多高的小門，虔誠之心油然而生，雙膝不由自主跪下。這道茶道小門，是日本茶道祖師千利休創造的，據說是從漁船上的艙門得到的啟發。
茶室通常只有四疊半大（九平米），除了壁龕和地爐，就是空曠的榻榻米，壁龕裡掛著高僧的墨跡，內容與茶會有關，進入茶室後，客人首先要向墨跡行禮，仔細拜讀，體會它的奧義。狹小而封閉的榻榻米空間，對於茶道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空間裡，茶道才可能凝聚成一整套嚴格有序的儀式，主客才能如此近距離地面對，觀演欣賞，互相問答，親密無間地交流。
令人無法想象的是，那些價值連城的茶具看上去都十分樸素，造型歪歪扭扭，絕無豪華富貴之氣。在喝下那兩口墨綠色的濃茶之前，先要反覆欣賞茶具，茶具有各種流派的，名堂很多，什麼“有田”啦、“美濃”啦、“織部”啦、“志野”啦，等等，每一件東西都有一番不平常的來歷。在欣賞茶具的過程中，客人不知不覺被引入超凡脫俗的清靜世界，胸中的塊壘和不平之氣，就在這斗室之內，在半碗墨綠色的茶中得到平息。
茶道的世界介於現實與虛擬之間，其中每一件道具、每一個動作都具有隱喻性，地爐裡的灰炭，象徵山川風光，白色的枝炭，代表淙淙雪水從初春的山頂流下；茶勺在茶碗口上輕磕一下，是為了磕掉沾在茶勺上的茶粉，發出的聲音卻讓人聯想深山伐木的斧聲。茶室為日本提供了另一種時空，這裡禁止戴手錶，也沒有鍾，估計時間全憑主人的第六感覺；這裡不許談論金錢、女色、生意，不許東長西短，議論他非，話題限於藝術自然；這裡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現在，在對苦澀的茶味的品嚐中，對樸實無華的茶碗的欣賞中，人們返樸歸真，同化於自然。
日本的茶道，興盛於戰亂頻仍、刀光劍影的戰國時代，它的起源與發達，幾乎與日本的武士道同步。這種“茶與刀”互補的現象，從一個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茶道的文化內涵。據茶道專家研究：至16世紀中葉，茶道在日本獲得了異常迅速的發展，在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京都、大阪、界市，每天都舉行各種茶會，幾乎形成全民參與的局面。茶道受到人們如此的關注，是因為當時日本正處於戰亂時代，室町政權解體，接替它的勢力還沒有成熟，各個武士集團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其中最強的一派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系統。群雄爭霸的自由風潮，刺激了市民文化的發達，而對於日日征戰、性命朝不保夕的武士來說，寧靜的茶室可以慰藉自己的心靈，使他們忘卻戰場的廝殺，拋開生死的煩惱。靜下心來點一碗茶，於是就成為武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武將出徵時，經常在陣地前沿舉行茶事，有了這一碗茶墊底，武士就能消除內心的緊張與狂亂，帶著恬淡的心情走向刀光劍影的戰場。（見滕軍著《日本茶道文化概論》）
茶道來自佛教的啟悟，茶道的內在精神，就是禪宗的“無”，所謂“本來無一物”，“無一物中無盡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最脫俗的藝術，竟被如此廣泛地利用於野心與權力的較量，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這說明在日本這個國度，貌似清高的茶道其實並不能真正脫俗，反而成為世俗生活的重要調劑品。千利休的茅草菴，到底敵不過豐臣秀吉的黃金茶室，一介茶人的他，最後終於成為虛榮矯飾的權力者的犧牲品，象徵性地說明了茶道在當時的地位。然而，茶道對於日本人，其作用和價值之大，無論怎麼估量也不會過分，假如沒有了茶道，日本人的生活簡直無法想象，多愁善感、躁動不定的心性又怎麼安頓？日本人對茶道的迷戀依賴，說穿了，是“颱風性格”的脆弱和缺失需要彌補，正如川端康成在小說《千隻鶴》裡描寫的那樣，一幫紅男綠女一天到晚忙於茶會，以此填心靈的空虛頹廢。這真是應了一句老話：缺什麼，補什麼。作為一種必不可少的心理平衡機制，茶道充分體現了日本人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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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偷襲的民族
一般來說，情緒型的民族擅長藝術，不擅長軍事，日本卻有點例外，大名鼎鼎的武士道，出產於東瀛列島，日本在近代武力擴張的勁頭和能力，令人瞠目結舌。日本考古人類學家江上波夫說：日本人兼有遊牧、農耕民族的雙重屬性，對外是遊牧式的，對內是農耕式的，善戰與愛和平是一個銅幣的兩面。美國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則用“菊”與“刀”來概括日本既好戰又愛美的雙重性格。這些都證明，日本是一個有很高軍事才能的民族。
日本人的軍事才能，突出地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