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戀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貓眼司令”，要麼是溫文爾雅、成天蹶屁股行禮的謙謙君子。這種分裂無疑是近代以降險惡的中日關係造成的。在這樣背景下，個別知日家冷靜的眼光不能不顯得格外可貴，遺憾的是，他們對日本的真知灼見往往淹沒在歷史的塵煙中。
2005年，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紀念，中日關係處於“政冷經熱”的重要轉折關頭，幾家出版社約我重版《曖昧的日本人》，給了我一次彌補遺憾的機會。書稿經過較大幅度的修訂，於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繁體字版。再版的《曖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識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時，增強了學理性，融入多年來的研究成果，顯示出一定的學術底蘊。2007年8月鳳凰衛視讀書頻道就《曖昧的日本人》作了專題介紹。
《曖昧的日本人》再版後，一晃五年過去，這段時間我主要精力用於中國近代留學生文學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鬧的騾子——留學與中國現代文化》兩部著作。在中日比較文化、中西比較文化的開闊視野中，我對日本文化的認識逐步深入。我發現，有兩種觀念深刻制約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一個是大中華主義，一個是大西方主義。
曖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4）
“大中華”是泱泱大國的中國人面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特有心態，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具體到日本，就是認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對中國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國古已有之。許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見古色古香的建築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來，這是漢代的，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這種認宗歸祖也許不借，但是如果僅僅只看到這些就很危險。事實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對日本的瞭解非常不靠譜，甚至連日本的確切位置，都是一筆糊塗賬。這種局面，直到西力東漸，日本明治維新初見成效，開始給中國造成麻煩時才有所改變。甲午一戰，蕞爾島國的海軍重創大清帝國的北洋水師，中國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人這才開始睜眼看日本，對日本的態度，由歷來大而化之的輕視，一變為急功近利的關注。此時的中國，雖然對日本刮目相看，骨子裡的文化優越感依然如故，在許多人眼裡，日本充其量不過是中國投石問路的工具，變法圖強的現成樣板。
比起“大中華”，“大西方”情況要複雜得多。作為天朝上國，中國對西方的“蠻夷”原本也不放在眼裡。但晚清七十年，形勢發生根本變化，在西方船堅炮利及其背後的先進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古老的中國遭到慘敗，不得不從“中體西用”轉向“全盤西化”，大西方主義從此長驅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場，並不意味“大中華”的銷聲匿跡。西方列強作為中國的“現代化”師父與強盜的雙重角色，決定了中國對它們的態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來講，在追求文明進步、批判落後的封建制度與傳統文化時，中國人是向“大西方”看齊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強的欺負壓迫時，則情不自禁地“大中華”起來。近代以降中國看西方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華”與“大西方”此消彼長、互為表裡的歷史。然而具體到日本，情況就不同，對日本這個曾喝自己的奶水長大，後來負恩殺師的東洋二鬼子，中國人自然不會有好的情感。如果說中國面對西方時，是“大中華”、“大西方”二元對立，互相轉換的話，那麼面對日本時，就是“大中華”與“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優越感與一種歷史的勢利——崇洋媚西，有機地膠著在一起。這導致中國學子在日本留學時深感“讀西洋書，受東洋罪”之苦， 其情形正如錢鍾書在小說《貓》裡寫到的那樣：“一向中國人對日本文明的態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為西洋太遠，只能把日本偷工減料的文明來將就。”
客觀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對中國文化上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樣：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中國的新文藝深受了日本的洗禮。其實豈止是文藝，整個中國現代文化何嘗不是同樣的結果，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化思想的現代轉型，離開了數萬留日學生的努力根本無從談起。然而對於這樣的歷史常識，一般的中國人並不清楚。於是，在“大中華”與“大西方”雙重作用下，中國人一邊向日本學習，一邊迅速地將日本忘記。
其實，無論是“大中華”日本觀，還是“大西方”日本觀，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就是都不把日本當一個獨立的研究物件對待。如果說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對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視而不見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