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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它從來不曖昧，只要有利於日本，怎麼都行，甚至改變人種也行，廢除日語也行，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個洲也行。惟其如此，歷史上日本時而開放，時而閉鎖；時而崇洋媚外，時而英美鬼畜；時而脫亞入歐，時而脫歐入亞，一切都以這個大前提為轉移。這種曖昧，其實是明確到極致的表現。
若將這一切還原到東瀛島國特殊的地理風土，事情就更清楚了。東瀛島國本身就是一個“曖昧”的存在：孤懸遼闊的海洋，它介於封閉與開放、狹窄與遼闊之間；位於極東，使它在東亞冊封體系中成為一個特殊的存在，與大中華帝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國際地位介於主屬之間；生存資源的匱乏與自然風景的優美，涵養了尚武與愛美的國民性；地震、火山、颱風等天災，培養出搏擊命運、順從命運的二重性；四季分明、變動不居的地理氣候，發展了日本人的不勻整美感，視瞬間為永恆。這種特殊的地理文化風土，無疑是造成日本文化“曖昧”的終極性因素。
——以上是《曖昧的日本人》的內容梗概。
《曖昧的日本人》1998年初版（廣東人民出版社），在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十多家報刊媒體予以報道。我個人接到了多封讀者來信，對此書表示讚賞，甚至還有將它與《菊與刀》相提並論的。前《每日新聞》駐京記者、東海大學教授辻康吾先生在東京讀到此書後，輾轉打聽到我的國內地址，透過越洋電話與我交流，還親自到北京與我切磋，商談翻譯事宜。辻先生認為：此書擺脫了中國人認識日本一貫的“為友好而友好，為批判而批判”的框框，比較真實客觀地講述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這些都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向缺乏自信的我，不曾想到此書會有如此的轟動效應，作為一名社科院的研究人員，我知道這本書的分量。公平地說，初版《曖昧的日本人》對日本生活的觀察、對日本文化的感悟雖不無獨到之處，但學養的匱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達的粗糙，都是顯而易見的。即便如此，對於我來說，它的意義還是不可小覷。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受出國狂潮的裹挾，我來到日本，一住就是四年。其間當過清掃工、應侍生、售貨員，在東京大學當過訪問學者，在畫廊兼過職，接觸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體驗了異域生活的辛酸與激動。四年的留日生涯，給我的最大收穫，是一種全新的人生經驗與眼光，中日兩國文化表層的相似、深層的差異在我眼前次第展開，這些都為《曖昧的日本人》誕生埋下伏筆。
曖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3）
寫到這裡，可以引出另一個有意思的話題。1989年春赴日之前，我對日本的知識可以說近於零，連日語都是到那兒以後才學的。奇妙的是，一到日本，我就很有感覺，冥冥之中彷彿有一種記憶被啟用的感覺，眼前的一切都那麼熟悉和親切。後來我發現，這種感覺並非空穴來風，而有地緣文化學的根據。幅員遼闊的中國與日本地理風土最接近的那一部分，是江浙，中國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戴季陶、夏丏尊、豐子愷、陶晶孫……可以開出一大串名字來。還有一個名叫徐志摩的浙籍大詩人，是留學歐美的，與日本素無淵源，滿腦子的“康橋”、“翡冷翠”，然而一次陪同泰戈爾短暫的訪日，使他靈感四溢，寫出十八首燴炙人口的《沙揚娜拉》，將東瀛女子的溫柔嫵媚演繹得栩栩如生，無疑是得力於地緣的紐帶。作為同鄉，我不敢與這些名家相提並論，更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那種共通的感覺，卻是可以體味到的。
1993年春，我帶著十幾箱日文圖書回國，開始反芻四年的東瀛生活。奇妙的是，在閱讀有關日本文化書籍的過程中，許多當時沒有明確意識或者感到困惑的事情變得清晰起來，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為整體的理性的思索。我陸續寫出幾十篇散文隨筆，在《南方週末》、《中國科技報》、《萌芽》、《美文》等報刊雜誌上發表。數年後，一位來自廣東的書商找上門來，約我寫一部關於日本人的書，正合我的心意。經過九個月的努力，便有《曖昧的日本人》問世。
寫完《曖昧的日本人》之後，我開始研究中國現代留日文學，此舉是為了探究近代以降中國人日本觀的變遷。透過大量閱讀作品，我發現：這一百年來，中國作家筆下的日本人，經歷了漫畫化→妖魔化→符號化這樣幾個階段，與真實的日本總是隔一層。這種描寫必然誤導民眾對日本的認識，然而這未嘗不是中國民眾對日本的集體想象的一部分。在這種非理性的想象中，日本人要麼是殺不不眨眼的惡魔，如“豬頭小隊長”、“毛驢大隊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