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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就是將日本僅僅當作解決中國問題的手段與方法。於是，日本人的愛國、做事認真、愛美、進取心之類，統統作為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對照而被誇張甚至絕對化，而對其所以然，卻給不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一個完整的日本，無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來龍去脈，當然無從把握。更有一種庸俗社會學的觀點，將日本老百姓與統治者一分為二，比如關於那場戰爭，多年來我們總是認為，日本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是反戰的，充其量只是受了矇蔽，好戰的只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作為一種外交策略，這固然很高明，真的這麼認為，就很成問題。這並不是說日本沒有反戰人士，沒有正義之聲，然而他們的聲音和全民的狂熱比起來算得了什麼？到後來，在各黨派對戰爭議案的投票中，無一例外都是贊成票。戰後追查戰爭責任，日本首相東久邇就提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從軍紀和道德方面檢討戰爭失敗的原因，日本共產黨則乾脆認為“一億人民一億戰犯”。可見，連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戰”。這種把統治者和老百姓一分為二的庸俗社會學思維方式，至少對於日本這樣一個民族並不合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