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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後，即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36歲的朱瞻基突然駕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詩，徹底劃上了句號。
五
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件發生在鄭和身後。正統二年（公元1437年），暹羅貢使在出使北京的途中，遭到兩名廣東貪官的劫掠，他們搶走了外國使臣準備進獻給皇帝的金銀珠寶。正統皇帝沒有制止這一事件，致使此類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各地官員都企圖從朝貢貿易中分一杯羹，這直接損害了大明王朝與外國的關係，使臣的身影在海上漸漸消隱，皇帝不再得到任何貢品，也吝於賞賜任何物品。
如同朱高熾在繼位的第一天就下了一道禁海令一樣，英宗朱祁鎮剛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廠停止造船。羅榮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記錄了明朝海上實力變化的資料：在鄭和航海事業之初，明朝的強大水師擁有3500艘各型船隻，僅浙江一省，就擁有超過700只船組成的船隊。及至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浙江的船隻數量已經下降到不及原來的一半。到15世紀中葉，該省船隊僅為原來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皇帝下令，“軍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入番國買賣”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此前兩年，姍姍來遲的達？伽馬正沉浸在他率葡萄牙船隊繞過好望角，橫渡印度洋，抵達古裡的榮耀中；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朝廷又下了一道聖旨，“將沿海軍民私造雙桅大船盡行拆卸，如有仍前撐駕者即使擒拿”，此前三年，麥哲倫率領西班牙船隊，完成了第一次環球航行。龍江船廠在短短二十年間已經衰落到難以想象的程度，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李昭洋主持這家國營船廠時，發現連當年鄭和船隊寶船的資料都不存在了。①也就是說，關於寶船的尺度問題，不只在今天被學者爭論，在當時，就已經成為懸案。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被大明王朝自行銷燬，此時的皇帝或許不會想到，他心目中的那些番國的船隻，正在被他讓出的海域上進行艱苦探索。
事情或許還有轉機。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宦官汪直索取鄭和的航海日誌，試圖重燃中國人揚帆海上的熱情。兵部尚書項忠入庫查檢舊案，發現關於鄭和船隊的所有檔案居然已經不翼而飛，那時他還並不知道，兵部侍郎劉大夏已經先下手為強，擅自銷燬了這批檔案。項忠在盛怒之下對主管官員進行鞭苔，責令他三天之內找到遺失文件，但仍然一無所獲。項忠問：“庫中案卷，寧能失去？”此時，劉大夏才向他的頂頭上司闡明瞭銷燬檔案的“必要性”：“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大臣所當切諫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②劉大夏很可能是鄭和航海日誌的最後閱讀者，可惜我們沒有他那樣的特權，也就永遠無法知曉有關鄭和航海的所有秘密。劉大夏濫用了他手裡的權力——他並不認識這些檔案的價值，相反，它們加深了他對鄭和的憤怒與恐懼。
對於航海，英國女王顯然有著不同的看法，鄭和檔案慘遭銷燬的17年後，大不列顛女王簽署一份特許狀，宣佈殖民者享有英國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權，此後，英國人不再盲目地向外冒險，而是積極建立永久殖民地，為未來的日不落帝國開闢道路。支援海上事業，成為歐洲各國王室一本萬利的投資。
六
故事以禁海派的完勝而告終。從某種意義上說，鄭和在遠航的途中悄然離世，並且被埋藏於海洋深處，應當說是一種幸運，否則，他的身後之事將不堪設想。
當我們尋找中國由強盛走向衰弱的轉折點的時候，我們無法迴避中國在15世紀的巨大變化。1840年發生在中國海岸的東西方對抗只是結果，而不是起因。但當時的劉大夏之流不會意識到他的舉動在三個多世紀後引起的惡果，那時的他正沉浸在維護王朝利益的責任感中。鄭和的航海，使中國有機會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思考中國的命運，但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錯過了這個機會。這場轟轟烈烈的海上盛典最終以悲劇收場。在劉大夏身後，作為傳統的海上強國的中國最終完成了內陸化的轉型。
中國的儒生們把全部的精力用於應付科舉考試，他們熱衷於記誦傳統經典，用禮儀教化治理國度，並企圖以此來“綏服”他國，和諧共處成為中國人的理想境界。與此同時，進化論正在西方賦予強者毀滅弱者的特權。遺憾的是，東西方相向而行卻擦肩而過，鄭和與哥倫布關於文明秩序的對話並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