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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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戰略要點,列寧之“經由北京、加爾各答,是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道路”的戰略佈局,促成了共產第三國際(itern)在中國的發展。蘇聯在一九二一年就已攻佔了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傀儡政府(比滿洲國的成立,足足早了十一年)。為了引爆中日兩國全面的衝突,以坐收漁利,俄國甚至出售其在中國東北的鐵路與利益給日本,以讓日本安心地侵略中國;又同時放出訊息,表示蘇聯在必要時會與日本作戰,來鼓舞中國與日本進行全面的戰爭。
一九三八年中日戰爭進行到難解難分的時刻,蘇聯進一步派兵駐進新疆,實質控制了新疆的軍政運作;一九四一年斯大林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承認滿洲國,甚至不準美國援華的物資,經蘇進入中國。此後蘇聯就全面杯葛盟國與中國的各種合作。更不能忽略的,是蘇聯善運用其在全球滲透的外圍組織力量,進行不實卻迷惑人心的文宣,全力破壞中國對日作戰的事實。這種高度組織化、靈活與潑辣的負面宣傳,配合上馬歇爾、史迪威的陰謀,終於使得美國決策階層錯誤地認為,中國無力也無心抗日,美國若是要想提早擊敗日本,不能靠武裝中國,而是要給斯大林利益,讓蘇聯出兵參戰。於是在雅爾達會議中,美、英兩國秘密應允俄國正式控制外蒙古與進軍中國東北的“權利”,作為斯大林“將”對日作戰的條件。
英國雖然實力已經不如往昔,但仍企圖在戰後維持其殖民帝國的架構,尤其是它在亞洲的屬地。英國多年來一直企圖染指西藏(英軍曾經在清光緒三十年短暫的佔領西藏首府拉薩),以破解中國在亞洲擁有戰略制高點的優勢。不過,英國也擔心假如中國獲得大量的美援,得以在對日作戰中,轉守為攻,那麼中國勢必能在戰後成為強國,中國不但會要求收回香港,也會影響到亞洲其它國家擺脫英國殖民主義的統治。因此英國希望中國能在大戰中,耗竭掉所有的國力,最好還能爆發新的內戰,所以丘吉爾一直設法離間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並利用它對美國的影響力,儘量的醜化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使得中國始終被排在盟國決策圈之外。丘吉爾甚至認為,假如英國無法防止蘇聯的擴充套件,那麼不妨利用蘇聯擴張的壓力,以加強英、美的關係。
就形勢而言,可以看出中、美、英、蘇四強的反法西斯盟國陣營內部,有著非常重大的矛盾與差異。在反軸心國戰爭的初期,由於盟國處在失敗不利的局面,到還能同心協力,以最低限度勉強支援中國對抗日本的侵略。但是當戰局開始好轉之後,盟國之間的明爭暗鬥,特別是分化與打擊中國的招式,其做法之兇殘,甚至勝於戰場上敵人。蘇聯的戰略目標是建立新的赤色第408頁帝國,因此要趁機佔領整個東歐,以及控制中國,英國則是要維持大英帝國的殘存結構。
31。5 出力最多、獲得最少支援的中國戰區
雖然羅斯福主張由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國的貢獻、給與他更多地支援,因為羅斯福一方面真正的瞭解與感謝中國過去五年中,單獨抗日的成績,一方面更是認為,假如美國要想擊敗日本,最快與犧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裝中國,利用中國使它成為攻擊日本的力量與基地。
但是多數的美國軍方將領,卻有著歐美本位的想法,認為戰爭優先順序,一定要先歐後亞,這樣歐美國家才能在戰後,維持支配世界利益的傳統霸權地位。這種想法特別受到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忠誠支援,他認為設定中國戰區,不是要武裝與增強中國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國直接插手掌控中國對日戰爭的策略。
馬歇爾從一開始就有意低估中國戰區的重要性,在他認為,中國的抗日作戰只是整個戰爭的輔助而已;中國戰區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軍,而美國絕對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裝中國的軍力。盟國要想真正打敗日軍,還是要出動美英蘇的“白人國家”軍隊不可,否則一旦中國成為擊敗日本的主力部隊,那麼美國就要面對雖然少了一個日本,卻多了一個復興的中國與西方國家爭取主導亞洲與太平洋發展之歷史新格局。
所以馬歇爾堅決主張,盟國對於中國戰區的任何支援,都一定排在最後的順位,就算有多餘的作戰資源,也是能夠不給中國戰區、就儘量不給,對中國的援助,只維持蔣介石還能牽制日軍的最低限度範圍。因此馬歇爾甚至對於羅斯福總統援助中國戰區的直接指示,都是儘量設法陽奉陰違,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統“能拖就拖”的絕招,虛報執行上困難重重,最後最好能夠不了了之。馬歇爾與史迪威有一個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後要把中國戰區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