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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權拿到美國人的手中，否則就讓中國戰區保持不死不活的狀態。
當然不能說馬歇爾這種“應付”中國戰區的態度，完全是出於個人偏見，他也有一些作戰後勤與國家利益上的考量。因為當時美國要想援助中國，必須經過一萬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補給線，從印度的港口，以火車轉運到印度東部，然後沿駝峰稜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中國。這條運輸線，經過半個地球與跨越幾個歷史時代的地區，因此複雜的程度可以說是難以想象，平均美國每供應中國一噸的物資，在運輸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噸的物資。
這是作戰歷史上，後勤補給線最不經濟的記錄，因此馬歇爾認為，這種方式將補給品來武裝中國作戰，實在划不來，不如將物資另作他用。同時馬歇爾是一位傳統的陸軍將領，對於空權與空運的能力，所知有限，對於中國軍隊的多個世紀混合的作戰方式，更是聞所未聞，所以總是認為中國軍隊內幕重重，不堪聞問。由於馬歇爾認為空軍只是作戰與後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國軍隊無法以有限的空軍支援與空運後勤，就能發揮戰略上擊敗日軍的能力。因此他認為在盟國沒有完成反攻緬甸，打通滇緬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國的計劃，都是完全不合實際的做法。
31。6 悲劇的誕生，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原先華府屬意由一次世界大戰的猛將段瀾（Hugh Drum）中將，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但是段瀾發現馬歇爾的“敷衍”中國戰區的政策，與自己希望大量援助與武裝中國，並且在中國戰區建立強大打擊軍力的政策不符，當然就不肯出任這個搞權謀多於戰略規劃的工作。這時馬歇爾推薦自己的親信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其基本的著眼點，就是史迪威是一個意志與成見都極其強的“中國通”，他絕對不會改變的特點，是對於蔣介石的反感以及對中國人的輕蔑，這正是馬歇爾的人選所必須具備的條件。由史迪威把蔣介石纏住，不讓中國戰區的實情傳達到盟國的決策階層，這樣就可以為“中國最後”的戰略方針，得到最佳情報的支援。
史迪威本身並無統兵作戰的經歷與能力，只在中國擔任過長期的軍事外交工作。他對於中國的內戰與派系鬥爭，有著政客般的高度個人興趣，他對於蔣介石能夠擊敗群雄，取得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一直有著極大的成見與負面的評價。當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國抗日“無望論”的西方軍事專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權威的預測，中國早就該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國卻能在蔣介石領導之下，單獨抵抗日軍五年，因而讓史迪威的中國軍事權威專家之名譽掃地。此次他能夠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當然有機會讓蔣介石背腹受敵，並且運用影響力，扶植自己看好的軍方將領如馮玉祥、李宗仁與白崇禧等人，希望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國當權。
原先史迪威在中國多年來，就與左傾的美國人物史諾（Edgar Snow）等人相熟，對中國的赤化與左傾的勢力，有著極大的同情與支援。他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後，身邊的主要政治顧問，如美國駐華使館的秘書戴維思（John Davies）與謝偉志（John 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傾的政治狂熱人物，積極企圖協助中國全面赤化，他們與延安的八路軍代表，有經常的接觸，因此他們對於中國戰區的民情與政局的報告，全都採用延安觀點，主要的目的，在於醜化、分化與弱化中國戰區與國民政府的抗日事實，並且極力創造與加深中國戰區內部的矛盾。因此他們的報告，對於中國戰區極端的不利，他們對於史迪威的影響極深，其中謝偉志還因為向延安洩漏美國的機密檔案，最後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審訊。
在馬歇爾與美國陸軍部（Department of War）部長史丁生（Henry Stimson）的支援下，史迪威是抱著開始時先“監督”蔣介石，最終掌控中國戰區指揮權運作的使命而來。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就註定了緊接的將帥嚴重失和，以及中、美爭議不斷的悲劇。當時史迪威具有“雙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蔣介石的中國戰區參謀長，需要服從蔣介石的指揮，但是史氏又指揮所有在中國的美軍，掌控了所有美援裝備的申請與分配，以及負責在緬甸的作戰指揮。因此它可以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與蔣介石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認他實際上是美國派在中國的“監軍”，隨時向美國政府秘密報告蔣介石與中國內部的所有情報，動輒使用美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