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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空軍戰機應該到達五百架,駝峰空運的噸位應該超過每月五千噸(當時美軍一個師的消耗物資數量,就已經每月超過三萬噸),但馬歇爾設法以執行困難作為推託的理由,每件指令都設法拖延一年以上才執行,令中國戰區根本無法依照計劃的時間表進行作戰的配合。
由於羅斯福認為蔣介石身為國家元首,兼任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因此不能直接受到盟軍聯合參謀團會議指揮,馬歇爾就以這個“尊重”蔣介石作為口實,否決了中國戰區派代表參加聯合參謀團的建議。(因為一般的盟國戰區,理論上是要接受聯合參謀團的節制與指揮的,既然蔣介石地位崇高,不受直接的指揮,那麼中國戰區就不能參與聯合參謀團的會議。)
這樣在表面上,蔣介石的地位好象高過其它的盟國戰區司令官,事實上,中國戰區就根本不能預聞盟國的戰略決定,自己的作戰角色的變化,也不能直接申述自己作戰所需的後勤。許多需要中國參加的戰略計劃決定,都一改再改,而且多半是作成決定之後才知會中國戰區。馬歇爾自己更是經常使用威脅中斷對中國援助的方式,對蔣介石下達“命令”般的最後通牒,
這就是馬歇爾“尊重”蔣介石的方式。
馬歇爾同樣的不讓中國代表參加軍火分配委員會,這樣中國戰區所有需要的裝備與後勤需要,都不能直接申請與爭取,有時軍火分配委員會勉強把剩餘的軍火撥給中國,還不一定有運輸工具。由於馬歇爾堅定支援史迪威所有的“辱華”與“亂華”政策,讓史氏全權掌控美國援華物資的分配,作為控制中國戰區的手段,並且介入中國權力鬥爭的分化工程。馬歇爾在反攻緬甸的作戰上,毫無理由地配合英國的立場,一再反覆變化,已徹底打擊中國戰區計程車氣。最後馬歇爾更堅持美國必須執行雅爾達密約(雖然連出賣中國以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的藉口已經消失了),公然應允蘇聯侵略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戰區上有馬歇爾有計劃地打擊與出賣,內有史迪威的摻沙子、挖牆角,中國還能支撐得住日軍的攻勢,其中的艱難真是難以想象。雖然沒有任何其它的證據,顯示蔣介石與馬歇爾有任何的個人恩怨,但我們可以就事論事,他的確大有不搞垮蔣介石,絕不甘心的“堅韌意志”。
在整個抗日戰爭的過程中,馬歇爾幾乎沒有一次放過蔣介石,最後雖然中國戰區成功地透過抗日戰爭的考驗,馬氏還專程到中國負責“調停”國、共內戰(交給別人做還是不放心),結果終於達成心願,把蔣介石逼到臺灣,當然最後也讓美國付出參加韓戰與越戰的重大代價。
當時反法西斯陣營的結構,可以說存在著極其矛盾的分歧,以及國家間利益的衝突。在盟國的四強中,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也是一個弱國,曾經也正是強權殖民主義欺凌與壓迫的物件。但是因為中國在對抗法西斯的戰爭中,參戰最久、犧牲最大,同時牽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軍力,因此中國理所當然的成為反法西斯盟國的四強之一。雖說中國只求恢復自己國家應有的權益,並無任何對外侵略與擴張的野心,中國甚至還樂意幫助其它亞洲國家,追求合理的民族自決,但是中國的復興,卻會影響到蘇、英、法等強權在亞洲利益的維持與發展,因此她就成為這些盟國必須打壓與算計的物件。
美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自身經歷過反殖民主義戰爭而獲得獨立與發展。無論是在十九世紀所提出的“門羅主義”,以保衛西半球國家的獨立利益,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提出的民族自決主張,都有結束西方帝國主義支配全球利益的理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戰,同樣有著這種理想主義的色彩。當然美國的民族平等主張,仍然受制於文化與利益的結構,多少仍然以西方社會的觀點出發,特別是美國的軍政部門執行的官員,並未充分的瞭解與體認羅斯福總統高瞻遠矚之觀點。
不過美國究竟是一個僅有百多年曆史的國家,對於長遠的戰略與政略,缺乏歷史的遠見,雖然它的本土並未遭到戰火的攻擊,但是它卻是最急於結束戰爭的國家。美國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提早結束大戰,以減低美軍的傷亡,無論是發展及使用核子武器,或是把中國當成“戰利品”來引誘(邀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都是源於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歷史意識的缺乏。
當時的蘇聯,則是一方面打著無產階級全球革命的口號,對於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一方面卻推動大斯拉夫主義的擴充套件,以老大哥自居,壓制與欺凌納入其勢力範圍內的國家與民族。蘇聯把侵略中國,當成推動全球革命的第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