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第21部分 (第2/4頁)

通知高橋，中國方面對於日本的要求，將完全的照辦。

不過蔣介石指示何應欽，不能以文字協定而留下記錄（這會產生國內更大的政爭），只能在口頭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應欽在六月十一日以簡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華北軍政當局同意日本的各項要求，不料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卻擅作主張，竟然自己擬定了檔案，加上更多的無理要求，稱之為“覺書”，由高橋帶給何應欽，要求何簽字蓋章。這個做法當然遭到何應欽的拒絕，何並電告南京，國民政府自然同意他拒籤的立場。何應欽為了避免受到日本繼續的施壓，於十三日離開北平南下，國民政府則動員部隊在河南與隴海線待命。

此時中日在華北的關係，一度陷入高度緊張的狀態，不過由於東京的軍部，以及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對於日本只以軍事威脅的姿態，就能迫使中國在河北作出如此的讓步，感到滿意，因此下令見好就收，不得再借題發揮。梅津於六月二十八日正式釋出宣告，宣稱“河北事件”結束。日方稱中國對日本要求的讓步為“何梅協定”。不過事實上是沒有這個協定的檔案，只有中國接受日本要求的口頭承諾2。

正當日本駐屯軍剛在河北“壓何”得逞之際，關東軍則在六月十一日，藉口在察哈爾張家口地區的中國守軍，檢查日軍人員證件而發生衝突，又採取軍事的高壓的恫嚇，要求駐紮在察哈爾地區的西北軍宋哲元部，向日軍謝罪道歉，同時要求中國軍隊退出察哈爾長城以北地區，日方將此事件稱為“張北事件”。此時日本突然“又”決定，此一地區的大部分面積“應是”滿洲國的領土，同時日本準備支援蒙古人在這個地區搞獨立，所以急於佔領這個地區。在日本關東軍以軍事威脅的高壓下，國民政府最後也只有採取息事寧人的立場，將察哈爾省長宋哲元調到河北接替東北軍，並且由宋哲元的部屬秦德純出面，與關東軍旅團長的土肥原賢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簽下所謂的“秦土協定”：中國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爾大部分地區的西北軍，以及關閉國民政府在當地的黨政機構，也就是等於把察哈爾北部讓給日本來導演“蒙古國”的發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與張北事件，對華北發動軍事威脅，一舉的得到了“何梅（口頭承諾）協定”與“秦土協定”。這樣在何梅承諾中，日本強迫中央與東北軍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與國民政府分離。在秦土協定中，日本等於控制了長城以北內蒙地區，以利製造蒙古國的登場。這是南京的國民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是，把駐在察哈爾的西北軍調進河北接防東北軍，把晉軍的傅作義部，調往綏遠地區，在內蒙的軍政重鎮百靈廟，進行誘敵深入的戰略部署。

接著日本岡田啟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與察哈爾對中國交涉的“成就”，透過了兩個歷史性的對華政策方針：

一、是由外、海、陸三省聯席擬定的“對支政策”，內容包括了外相廣田的三個主要原則，一、中日親善，也就是中國停止排日，不得與其它國家結盟。二、中日滿經濟合作，要求中國給與日本在中國各種的經濟發展特權。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為干涉中國內政與外交的重要藉口。這個“廣田三原則”，就成為日本對中國外交侵略的方針。

二、就是由陸相川島義一所提出的“鼓勵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駐華的關東軍與駐屯軍，充分利用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作為基礎，全力推動華北五省自治，以徹底消除華北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向心力。

這時日軍對於河北的分離，幾乎已經是志在必得，在中央軍領導人何應欽離北平南下，中央軍與東北軍也相繼的依照何梅承諾撤離河北，河北就出現力量真空狀態，日本當然設法抓住這個機會，對剛接任平津衛戍司令的宋哲元，施加壓力，希望宋哲元能夠同意日本人的政治設計，宣佈河北脫離國民政府而獨立。宋哲元面對日方的強大壓力之下，實在是難以應付（當時土土肥原幾乎每天幾次的找宋哲元施壓），宋只有一再急電南京國民政府的蔣介石，要求南京趕快派出軍政大員，北上處理日方的壓力，否則他與二十九軍將難以獨立承擔河北的局面。一時之間，宋哲元可能在日本壓力下，宣佈河北獨立自治的謠言，已經成為日本每天預報的政治新聞。

13。4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緩衝組織

這時南京國民政府也感到河北的事態非常的嚴重，國民政府在幾經商量之後，最後還是決定派遣何應欽再度北上，與日本方面周旋，國民政府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