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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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演說中，擲地有聲地強調，假如中國真的被日本逼到退無可退的最後關頭，中國絕對會不惜代價抵抗到底。這是自從清朝以來，中國的領導人，最為公開與最為正式的表達了中國在必要時，會對日本毫無止境的侵略，進行作戰到底的堅定立場，使得中國動搖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開始出現了凝聚的力量。蔣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與欺凌，真的要逼中國忍無可忍，中國人會在最後關頭到臨之時，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與日本人進行歷史決戰。

事實上，日本獨佔中國利益的作風，在國際社會中已經面臨遭到孤立的危機，同時日本更加擔心的是，自己在中國步步的侵略，遲早會引起蘇聯和美國的軍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廢除華盛頓公約的海軍造艦限制，以及積極地在東北與內蒙建立戰略腹地，都是準備進行第二次日、俄戰爭的佈署。日本對於一九三四年年底的華北分離運動，接近功敗垂成，感到萬分的惱火，於是決定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動採取懷柔的姿態，減少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反彈，一方面決定由關東軍與天津駐屯軍出面，以軍事力量的恫嚇，來推動華北自治方案，先將力量集中在河北與察哈爾兩省與中央分離，在推動華北山頭的自治與獨立。

這時候，日本人確定黃郛無意接受日本的操縱，因此日本人決定與他攤牌，而黃郛則感到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同時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養病為由，離開北平任所，之後就拒絕回任，只留下何應欽在北平，通協華北各個地方的力量，而與日軍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對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動進行一系列的和緩外交，使得中日之間，一時出現了罕見的對話與接觸，其實這是日本政府和戰的兩面手法運用而已。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國會發表中日親善的演說，廣田竟然公開的指出，日本今後將不會再以武力威脅中國了。二月一日，蔣介石則透過屬下的名義，發表了《敵乎？友乎？》的歷史性重要檔案，全面的檢討中日之間的問題、歧異，希望中日雙方都能在最後危機爆發之前，進行相互的諒解與合作，日方相當重視這篇文章所代表的立場，外表的反應是相當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國民政府進一步的頒佈“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壓制中國境內各種民間的排日組織與活動。日本外相廣田更在三月一日，發表演說，願意與國民政府進行直接的談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間的關係。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決定提升雙方的外交來往等級，建立大使級的關係，並且進行改善中日關係的歷史談判任務。這些的外交活動，在表面上，給中日之間帶來和緩的氣氛，事實上，日本並未停止或是減緩對中國的侵略行動。

13。3　何梅承諾與秦土協定

正當中、日藉著外交管道，開始協商解決兩國間的問題與危機之時，日本政府同時透過了軍部在華北進行軍事恫嚇的政策，並決定同時在河北與察哈爾動手：日本在天津的駐屯軍負責在河北尋釁，關東軍則負責在察哈爾製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日本駐天津武官高橋，利用兩名親日的華文報紙社長，於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殺事件，對北平軍分會負責人何應欽，發出嚴厲的通牒，日本稱這個事件為“河北事件”＇1＇。日本駐屯軍竟然無理的指出，國民政府與東北軍在河北地區，進行各種反日的不友好行動，才發生這樣的暗殺行動。因此日軍提出了干涉國民政府在河北地區主權的無理要求，包括要撤換河北生長於學忠以及其它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長的職務、關閉國民黨在河北的黨部以及國民政府的情治機關，同時將中央軍調離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脫離國民政府的軍政管轄，而達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駐屯軍少壯派軍官的這項行動，當然得到日本政府與關東軍的支援，在交涉期間，不但天津的駐屯軍舉行軍事演習的示威，關東軍也動員了三軍的部隊，在渤海與山海關一帶進行演習，一時之間，大有不惜對華北動武的架勢，日本好象完全地忘記了日本政府不對中國實施武力威脅的“最新保證”。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後通牒，何應欽在面對如此重大壓力之下，既然瞭解中央無法在此時與日本進行決裂的作戰對抗，只有建議國民政府對日方壓力進行讓步。六月十日，國民政府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商討對策。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實在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授權何應欽在可能的範圍內，設法滿足日本的各項要求，何應欽在當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