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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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當然有些軍事佈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於當時的歷史時空環境，以及全盤政略地考慮，因此不能作出純粹在軍事上最佳的選擇（尤其在中國抗日戰爭更是如此）。

蔣介石領導中國的抗戰，是要面臨比軍事戰鬥還要複雜的各種歷史與制度問題，雖然蔣介石的最為重要職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職責，並非是軍事上的指揮工作，而是綜合一切的力量，進行對日的抗戰，蔣介石一度身兼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農民銀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學校長。因為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建立現代化的政府與軍事制度，蔣介石所統率的是一隻還在發展與適應中的拼裝部隊，這支在觀念上，屬於幾個時代混雜的部隊，沒有共同的後勤系統與互通的訓練基楚，各個部隊的領導人有著極其複雜的背景與不同的動機，他們還無法建立真正互信與一致的指揮系統，而後勤補給又是如此的不足與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調節運作。從蔣介石對前線部隊所下達“命令”的形式與內容來看，除了是對中央軍（因為都是他的軍校學生）以外，多半都是採取“建議”與“情商”的內容與語氣，而命令的結果，對於雄霸一方的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參考辦理”而已。

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最大的失敗，還不是與日軍對抗時，一些指揮與戰略佈局的錯誤，他最大的失誤，應該是來自無法應付盟國的壓力，而非敵人日本的攻擊。從盟國要求組織中國戰區開始，蔣介石就陷在一連串決策錯誤的危機之中，“盟國”蘇聯硬是切斷援助中國的通路，英國又一再的延後打通緬甸的通路，造成中國根本無法得到盟國的援助，而面對戰力全面耗竭的危機。

加上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對於中國整個抗日戰力的破壞，簡直比任何對華作戰的日軍指揮官還要嚴重。史迪威對中國戰區的惡意中傷，造成盟國低估中國的戰略地位，減少對中國戰區急需之戰力的援助，史氏又積極經營、擴大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後來更造成中日最後決戰時（日軍的“一號作戰計劃”）作戰資源之嚴重誤置，結果是中國幾乎全面的慘敗，盟國也就順理成章的陰謀出賣了中國應有的權益。

在這場歷史決戰之中，日本的戰略指導原則，從速戰速決，演變為以戰養戰，最後企圖以擊敗中國作為決戰的籌碼，當然都有其設想的觀點，但是日本自始至終所犯的錯誤是，過度地低估中國抗日的決心與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項戰略實施之時，都沒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時還要留一手以防美蘇的插手，結果日軍每次的戰略行動，也就都沒有達成其原先的設想。反觀中國方面的戰略佈局，從血戰犧牲以建立抗日決心，從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堅忍，從委曲求全爭取盟國的合作，前兩個掌握得相當適當，只有最後一項是錯估了盟國的立場，因此使得中國對日抗戰，最後落得一個被盟國出賣的“慘勝”下場。

平心而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在正面的戰場作戰中，除了少數幾場的防禦作戰的勝利之外（但是有幾場勝利對整個中日戰爭卻產生了戰略關鍵性的影響），中國幾乎都是在捱打的局面，可以說是屢敗屢戰（當然也是屢戰屢敗），但是中國能夠在經歷近乎全敗的挫折之下，仍然堅持地打下去，這種民族的毅力，可以說是曠古罕見的；而日軍雖然多數都能取得戰場的勝利，但是卻一直拿不出全力結束中國作戰的決斷，在和、戰之間，徘徊掙扎，最終將戰力消耗殆盡，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沒有成為決定歷史的大國格局。而就戰略的層次而論，則是中國的持久戰略取得全盤的優勢，日本的速戰速決戰略，一直被中國拖著而成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這場戰爭。

歷史上戰爭勝敗的主導關鍵，是在於政略與戰略的高下。只有在戰略上，能夠主動與支配整個戰局，才會導致最終的戰爭勝利，而在戰場上的一些勝負表現，實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國是在戰爭的各個層次上，都落後於日本，但是中國一直掌握戰略的主動，中國人不怕犧牲，結果獲得了最後勝利。假如用最為簡單的方式來歸納中日之戰的勝敗基本原因，那麼就是中國做到了“縱使戰到一兵一槍，中國也決不停止抗戰”，但是日本做不到“一億人玉碎”的犧牲。

第二十一章、沒有出現決戰的北方戰線

盧溝橋事變之後，日軍以極低的代價，就順利地攻佔了華北的平津重鎮，同時日本也發現曾經被視為抗日王牌的華軍第二十九軍，其戰力也不過爾爾，當然更加低估了中國部隊抗日的能力，所以日軍在攻佔平津之後，日本政府立刻向中國發出了簽訂城下之盟的外交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