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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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本擁有戰術的絕對優勢，但是在戰略的層面，確是中國在主導全域性，日本只是不斷在被迫跟進。由於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國抗日的民族主義精神，華軍可以做到雖然不斷失敗，但是仍然不屈不撓的抵抗下去。結果造成日本欲進卻無法最終消滅中國的抵抗力量與意志，欲退又無法從中國戰場的空間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國的戰略泥沼之中，與面臨國力耗竭的危機，因此最終被迫孤注一擲冒險發動太平洋戰爭，而導致它最後戰敗亡國的下場。

20。5　中、日領導層面的評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帥”的日本最高軍政領導人，但是實際上，政府的大政方針，卻是由有如“走馬燈式”的不同軍政勢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擁有近乎神格的地位與權威，皇軍所有一切的作戰意志，都是以效忠這位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為中心的。

不過裕仁並沒有真正指導國家與指揮軍隊雄才大略的天賦與能力（這和希特勒、斯大林直接指揮與掌控戰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隻是被動的處理來自軍部、政府與元老、皇族之間的妥協意見，雖然裕仁對於軍部，特別是少壯派軍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為，也感到震驚與不滿，但是基本上，在整個中日戰爭之中，裕仁曾經是相當熱心支援日軍侵略與擴張的政策。

裕仁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對於日軍不斷侵略中國的輝煌戰績，表現出相當的興奮與關心，他對於日本整個侵略決策的過程，並非是處在不知情或是無可奈何的狀態，而是相當積極主動參與決策，偶爾也會有作戰的重點提示。只是作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動提出政策方針，多半是接納下屬的共同意見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戰略演變，基本上是操縱在擴大派的軍官手中，他們的侵略，煽動了日本的民氣，可是他們始終被自己的短視眼光（“見木不見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國所設計之戰略格局發展所左右。這是日本三千年歷史中唯一一次的對外大擴張，竟然沒有真正的遠大方略，也沒有真正的強勢領導核心，所有涉及和、戰的根本大政方針，都在激進與猶豫交替的狀況下，作出無遠略、無持續性的抉擇，最後當然只有落得慘敗的下場了。

而在中國方面，當時整個的國家與社會，仍然處在農業社會的落後狀態，並無一套支援現代化戰爭運作的制度存在，來完成這個全民族歷史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中國從大本營的指揮系統，到補充兵力的徵兵制度，都剛在草創與適應的階段，更別提支援戰爭最為重要的工業與軍需生產力的落後了。

不過在領導的運作上，中國卻有蔣介石作為抗日的領導中心與權威。因為縱使到了全面抗戰的時刻，中國所有的軍政力量，仍然沒有達到真正的統一，也沒有妥善劃一的制度，只有蔣介石成為團結抗日運作的中心，協調一切內外的勢力，制定各種應對的策略，可以說他也是邊學邊用邊調整。因此在分析中國抗戰史之時，就很難以一般的方法來看這場跨越時代的中日曆史決戰，本質上，日本是站在已經現代化社會的階段，但是中國才剛剛準備開始現代化而已，兩個對決的國家，完全處在不同的時代與環境之下。

從領導的層面分析，假如當時沒有蔣介石的領導，中國幾乎就沒有辦法進行有組織的長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淪為遊擊與流亡政府，這樣中國就不可能爭取到領土全面的光復，以及聯合國四強的地位（當時國際強權曾計劃，將東北四省以及臺灣列為“國際託管地”）。在沒有完整制度的運作之下，蔣介石個人的優缺點，以及中國當時的實際國情，都造成抗日戰爭歷史的複雜性。蔣介石作為抗日戰爭的關鍵領導人物，其主要的歷史地位，並非單純指揮前線的軍事作戰（猶如大戰時的英、美、蘇以及德、日等國的將領們一樣），他最為重要的工作，是要設法領導這個國家認同尚未完全建立、現代化生產與社會結構尚未奠定基礎的中國，單獨地對抗已整軍經武，蓄意侵略中國長達半世紀以上的日本強權。

根據歷史的事實顯示，蔣介石至少在個人方面，是一位相當有膽量的軍人，他曾經多次親身前往戰事非常激烈的戰場視察，幾度遭到近乎喪失生命的近身攻擊，但是蔣介石從來不曾對於個人生命的安危，而顯露出任何猶豫與畏怯。在掌握整個戰爭的最高戰略原則上，蔣介石也能大體的不失原則。至於在一些重要戰場的指揮上，蔣並非傑出的指揮官，他最大的問題就是經常“直接”干預前線戰場部隊調動的問題，蔣介石也缺乏歷史上名將所擁有的特殊軍事直覺與指揮的天分，所以少有驚人的戰場軍事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