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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由和獨立的戰爭，比起一個只有和平的國家來說，也要健康得多，也會更令人滿足。”但是誰又能保證可將一場戰爭控制在短暫的範疇之內呢？福山隨後即寫道，20世紀戰爭的歷史表明，戰爭雖具有樹立人格和建立共同體的積極作用，但這些作用卻早已被戰爭的主要後果—破壞性完全抵消了。而對於一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的世界，一個向戰前的歐洲人一樣厭倦了和平與繁榮的群體，將導致更為恐怖的結果。福山在過去13年中的不懈探索，不斷催促我們重新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命題：我們最終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和平與繁榮能給我們帶來最終的幸福嗎？依靠科技進步就能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嗎？…… 福山相信，人類的歷史很可能進入“最後之人”的狀態，這種狀態可能出現在歐洲，卻仍未擴充套件到世界範圍。而糟糕的是，我們儘管可以相信在一個更長的週期內，我們將通往那哪結果，但卻無法迴避凱恩斯的名言“人都是要死的”。所以，福山在過去13年裡提供的是某種信仰，而非解決之道。而如今，信仰與解決之道都已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福山先生看似漏洞百出的理論，已經堅持了13年，它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卻並未死亡。民主政體、資本主義與世俗社會仍吸引著一個個發展中國家投身其中，儘管它們都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技術性問題，但沒有有力的聲音能反對它，也沒有組織與學說提供了新的選擇性。福山為歷史不容置疑地指出了方向：“人類不是會盛開千姿百態美麗花朵的無數蓓蕾，而是賓士在同一條道路上的一輛輛馬車。”但是，一個疑問仍舊懸掛在天空，就像福山自己寫道的：“即使大多數馬車都到達了同一個城鎮，我們也無法知道車上的人是否會環顧一下新環境—當發現這個環境並不適合他們時，他們會把目光投向一個新的、更遙遠的征途。” 我們無法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冥想中，除非你擁有足夠長的生命，比如1000年左右，可能會看出其中的一些奧妙。目前的問題是，我們都知道哪個城鎮是我們的階段性目標，我們該透過什麼方式來更快地達到。而先到的馬車能強迫走彎路的馬車更快到達嗎？ 2003年3月，上海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約翰·格雷
約翰·格雷（John Gray，1948－），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活躍的英國自由主義學者。 格雷畢業於牛津大學的PPE（跨哲學、政治與經濟學的學系），在約翰·普拉馬納茨的指導下，完成了研究哈耶克政治思想的博士論文。之後成為牛津大學基督學院的院士，並任教於該校的政治學系。1997年，布萊爾工黨之新政府執政不久後，格雷轉到倫敦經濟學院（LSE）的歐洲研究所，教授歐洲政治思想課程。     。。
我們正在步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1）
儘管在20世紀60年代初，作為歷史哲學家的以賽亞·伯林已獲得了獨特的聲譽，但這個無法歸類的偉大知識分子常常陷入某種對身份合法性的焦慮之中。在1963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54歲的伯林寫道：“至於我自己，是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重圍之中：你覺得我是一個小心而敏感的逃避問題的人；別的人幾乎全都譴責我在論戰中不夠溫柔敦厚，進行概括的時候太過輕率，對精密分析既不夠謹慎也不重視，而且缺乏學術上的中立性。所以我這樣做該死，那樣做還是該死。”伯林的傳記作者大衛·伊格納季耶夫將60年代的伯林視作是一個身陷重圍的人，因為“左派厭惡他，右派又懷疑他；由於太富於懷疑精神而難以取信於有責任感的人們，太強烈的責任感又讓他在為現狀進行辯護的人們中間始終覺得不自在。” 在約翰·格雷四壁空空的辦公室內，兩張賽亞·伯林的照片影印件孤零零地貼在一面赤裸、慘白的牆壁上，他的微笑正對著面容安詳的約翰·格雷。這一年，這位倫敦經濟學院的歐洲思想史教授也正好54歲。“他是我最喜歡的知識分子”，格雷在談到前者時湧現出無法抑制的奕奕神采。因為究其一生，伯林從不試圖建立起一種所謂的體系，也從不強迫人們接受他的觀點。他像自己所說的懂很多事的“狐狸”一樣，在不同的領域間跳來跳去，並時常處於某種矛盾之中。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約翰·格雷先生就像1963年的伯林一樣身處“左右都該死”的夾縫之中嗎？ 眼前是一張令人尊敬並討人喜歡的面孔，不管在傾聽問題還是陳述之時，他的目光似乎都自然地延伸到更遠的方向。他熱情卻並不激動，身材高大的他即使與我只有半米之隔，卻也令我感到強烈的縹緲氣質。在我短暫的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