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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態已讓位於平等協商，超國家組織逐漸取代了獨立國家。但美國卻仍處於歷史的程序之中，它需要運用傳統的權力政治（軍事）去對付伊拉克與基地組織。1989年為西方勝利而歡呼的福山，不無尷尬地發現，並且是在美、歐愈來愈烈的爭吵中發現，西方似乎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概念，它分裂成美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福山不相信大多數流行觀點所認為的美歐分歧主要是由於風格上的不同—美國單邊主義，而歐洲更注重協商機制。實際上，福山舉出了相當多的例證來證明，歐洲往往比美國更為單邊主義，尤其是經濟領域上。他也情不自禁地為布什政府辯護，布什政府的作為並不比克林頓政府糟糕。福山相信克林頓對於京都議定書這樣的國際協議的熱心是一種虛偽的表現，因為它很難得到國會的批准。 “它們之間存在著更為深刻的分歧。”福山說道，不管來自歐洲與亞洲國家的反戰情緒多麼明顯，他們顯然都未能真正理解美國人的情感，未能感覺到“9·11”給他們帶來的巨大恐懼感。歐洲人不會覺得這是一場捍衛西方文明的戰爭。事實上，他們都在想，這場攻擊只是針對美國。毋庸置疑的一點是，美國與歐洲都是自由民主政體的信仰者，但是這兩者在對民主的看法上卻有本質的分歧。美國人相信，是公眾賦予了民主政權以合法性，而歐洲國家則是相信存在一個高高在上的機構，它將仲裁誰更有合法性……    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歷史並未重新開始（3）
這個三個問題牽引著福山的新思路。在談及新的寫作計劃時，他說他要寫一部關於政府治理的作品。在過去的13年中，我們習慣了福山的每一次探索給我們帶來的震驚與引發的爭論，就像《紐約時報》所說，他總是試圖去把握“大理念（big idea）”。有趣的是，當《經濟觀察報》試圖詢問他為何總是衷情於big idea時，他靦腆地笑笑而未做回答。《歷史的終結》呈現了福山宏大的敘事能力，它將福山著作的特性發揮到極致：探索一個可能無法解答的問題，從各個角度出擊引經據典；它常常自相矛盾，它的開放系統卻足以刺激人以思考，使人充滿閱讀快感…… 出版於1995年的《信任》，探討了社會資本，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了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形態。1998年的《大分裂》，回顧了過去40年間西方社會不斷攀升的犯罪率和家庭解體問題，並將我們正在面臨的由工業社會向資訊社會轉型的深刻程度類比作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而出版於2002年的《後人類的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則將注意力轉向了逐漸浮現的生物技術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上。政府應該對克隆技術進行更嚴格的限制，因為我們不能任由科學家的好奇心與純實用主義驅動這場變革，它同樣需要新的哲學思想、法律制度與正在轉變的社會思潮發揮作用。而在更深入地理解克隆技術所帶來的社會後果之前，我們必須防止激進的技術變革可能導致的社會震盪與悲慘未來。福山寫道：“這些技術發展將招致巨大的爭議，因為它們將挑戰我們習慣的平等觀念與道德選擇：它們將給予社會控制公民行為的能力；將改變我們對人格與人性的理解；將顛倒我們目前的社會等級，影響目前對智力、物質與政治進步的評估；同樣也將影響全球的政治結構。”福山甚至暗示，我們的未來可能演變成喬治·奧威爾的“1984”和阿爾多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的結合體—某些技術改變了人性，最高當局也可能運用技術手段來控制個體。同時，當人類可以隨便改變基因以消除人類弱點時，那些推動人類前行的偉大品質可能也會黯淡下來。當沒有了沮喪、背叛、惡毒，我們還會有歡樂、忠誠與善良嗎？ 無論他涉及的題材看起來相隔多麼遙遠，但總有一條線索可以將這些主題緊緊相連。福山總是試圖在理解，當我們的社會面臨巨大轉型之時，人類自身的特性將會遭遇哪些改變。在閱讀《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時，人們常常執迷於題目的前半部分，而錯失了福山對於人類本性的暢快分析—即人類生存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認可與榮譽。而現在自由民主社會的一個巨大困境是，人們在其中無法獲得真正的精神滿足感，一個沒有鬥爭的世界使人產生厭倦感。在這本書接近結束的第372頁福山寫道：“人對‘主人與主宰、死亡’的懼怕是一種特別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超越自我，使他們時刻想到自己不是一個孤立的原子，而是擁有共同理想的共同體的成員。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即便是每30年就要打一場短暫但有決定意義的戰爭，或者打一場保衛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