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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裡，沒人比他更符合我對於一位知識分子形象的設想：他既生活在這個世界，又不屬於這個世界。英國記者伊恩·哈爾格維斯這樣描述他在劍橋的公共汽車上目睹的約翰·格雷—“（他）朝向車尾而坐，神情空洞地盯著前方。這是那種不會被其他乘客打擾的恍惚表情。” 眼神中的空虛感絲毫不影響他的友善與專注，他也並未如我想像的那樣滔滔不絕乃至喋喋不休。總而言之，他一點也不怪異，儘管他或許是我們時代最富爭議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源源不斷地發表出聳人聽聞的言論，順理成章地成為每一派攻擊的標靶，而他則可能毫不猶豫、毫無羞愧地拋棄掉自己曾經所傾心支援的立場。 “柏林牆的倒塌與雙子塔遇襲間的12年將被視作錯覺的年代。”在“9·11”發生後13天，約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上言之鑿鑿地寫道：“（這個錯覺）全球化年代已經結束。”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大膽而又不容置疑的判斷像極了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所說的“歷史的終結”，或是塞繆爾·亨廷頓在1993年創造的“文明的衝突”。這些簡潔有力的標題，使人們自然地忽略掉其更深層與複雜的推理過程，它們都被輕而易舉地廣泛傳播與誤讀。格雷以他著名的、不容置疑的口氣強調，貫穿在12年間的“全球自由市場”與之前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一樣，不過是某種災難性的烏托邦。而紐約與華盛頓的悲劇不過再次證明了全球化並非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而我們的歷史，在“9·11”之後，將告別糾纏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而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就像格雷所說，“為宗教、種族、領土與日漸稀少的資源而戰。” 步入艱難時期 伊拉克戰爭是一場純粹以石油為目的的戰爭嗎？儘管約翰·格雷說他不知道是否一定會發生戰爭，但“依我所見，這將是自越戰以來最大的一場戰爭，遠比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大得多。”格雷相信，海灣戰爭是一場100％為石油而發動的戰爭。而即將展開的這場戰爭，石油只是40％的因素，它仍帶有某種強烈的美國式的意識形態色彩。 他大膽地預測道，21世紀的戰爭將主要由爭奪日漸稀缺的資源而生。“在中亞地區，為爭奪石油控制權的大國遊戲將恢復到19世紀那樣。海灣地區，貧困與不斷增長的人口需要不斷高升油價來得以生存，而富裕的國家需要不斷下降的油價以確保繁榮。”在格雷憂鬱的眼神中，馬爾薩斯，而非樂觀的啟蒙思想家，才道出了我們面臨的未來。 似乎沒人能夠認真地對待約翰·格雷先生，儘管每個人都不放棄每一次可以攻擊他的機會。在“9·11”週年紀念前後，格雷對於“全球化已經終結”的判斷被《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裡德曼稱作過去一年中“流傳最廣的謬論”。因為全球化程序，包括全球經濟、政治與文化交流並未發生人們最初猜想的那樣逆轉。 但在2002年底接受採訪時，格雷說他看不出修正一年前說法的必要性。因為“事情的確發生了轉變，美國正在拋棄全球自由市場的模式，它放棄了它曾經奉行的理論，現在他們關心的是國家安全問題又回到了早期的樣子……”格雷傾向於認為，我們的世界正在步入另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在經濟層面尤其明顯，美國經濟的惡化很可能引發一場世界性的危機。就像他之前所說的：“隨著全球自由放任主義的崩潰，一個正在深化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就是人類的前途。” 很少有人會真正嚴肅地對待約翰·格雷的憂心忡忡，儘管他常常佔據著公共話題的中心角色。他是今日英國最重要的左派知識分子之一，他高產的議論佔據著《衛報》與《新政治家》這樣的大眾媒體的顯著位置。如果你喜歡排名的話，他剛剛在2002年底被《泰晤士報》評選為當今世界最偉大的十位思想家之一。    
我們正在步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2）
頻繁轉變的立場 但是，神態優雅的格雷先生被某種不恰當的喜劇色彩所包圍，因為人們實在搞不清他的判斷何時又會發生轉變。羅伯特·斯基德斯基勳爵—三卷本《凱恩斯傳》的作者，在評論格雷出版於1998年的著作《偽黎明》時寫道：“格雷的知識立場轉變已經成為傳奇。在20世紀70年代，我被告知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在80年代，他成了撒切爾的熱情支持者。（一次鐵夫人對我說：‘約翰·格雷怎麼了？他過去是我們的人呀。’）接著他採納了時髦的共產社會主義。從他最近的一本書（《偽黎明》）來看，他是馬克思所說的‘反動派’—希望破滅，卻對災難有著生動的理解。他充滿激情並光彩照人地扮演每個角色。這使我們很難知道該在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