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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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亂加竄改，儘量湮沒以後，後人從那些語焉不詳的記載中，休想了解當時那場骨肉屠殺的真實歷史。

歷史，總是讓你看他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

不過，平心而論，李世民公元626年的武裝政變，奪得帝位，對他個人而言，應該得到很高的評價。這與他公元617年至627年蕩平群雄，建立唐朝，以及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貞觀之治，一統宇內，可視為他平生三大傑作。中國曆朝歷代的宮廷政變如家常便飯，不可勝數，但達到李世民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個。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奪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變，談政變，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斷，堅定決絕，毫不“費爾潑賴”，一點也不拖泥帶水的王者風度。綜觀這次“苦迭打”的全部運作過程，那完美嫻熟、毫無漏洞的韜略，那擊中要害、攻勢凌厲的戰術，那策反御軍、瓦解勁敵的陰謀，那重點消滅、下手無情的殘忍，若不帶王夫之的正義感，從政變學的技術角度來看，那父子三人，敗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該。他太強了，不是一般的強，而那三位，一個是笨蛋，一個是混蛋，一個是老糊塗蛋，只好出局。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謀士們，在策劃這次政變時，事先作過政治預案沒有，敵我雙方要付出多大代價？但戰果，當得上“多、快、好、省”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時間，最佳的善後，幾乎不到一個對時，基本結束戰鬥，太陽尚未完全落山，戰場業已打掃乾淨。人不知鬼不覺中，太極宮出現了新的主人。

整個長安城幾乎沒有被這場“苦迭打”驚動，因為這個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時沒有手機可發短訊，沒有網路可傳訊息，也沒有“娛記”和“狗仔隊”報道這次政變的一個重要誘因——李淵那兩個寶貝兒子，竟聯合起來給他們的老爹戴綠帽子。也許，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個永遠的謎，究竟這對難兄難弟，睡了他父親若干太太中的哪幾位，連史家都捂著嘴，搖著頭，以一句“宮禁深秘，莫能明也”，來搪塞後人。

夜色朦朧中的上弦月，照例掛在城牆的角樓上，它發現誰也不覺得六月的這一天，在玄武門所發生的一切，對大唐王朝來說，意味著什麼？平康里那廂的性服務行業，姐姐們照常開門接客，酒家胡開的西域飯店，半裸的胡姬笑靨迎人，曲江池的進士們經常聚會的歌廳，妖嬈的歌伎餘音繞樑。總之，夜未央的長安城，仍是一派昇平景象。

這種投入極少、產出極大的政變，可謂破天荒的紀錄。不是我們中國人總愛炫耀那輝煌的過去，就拿這個“coup　d’Etat”來說，翻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它解釋這個詞彙所引用的例證，簡直令人笑掉大牙。書中認為1799年11月9日（霧月18日）波拿巴·拿破崙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崙解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國民議會，為典型的政變。哦！天哪！那小兒科的叔侄倆所搞的“苦迭打”，與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李世民政變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為他“奪大位之心”久矣！

唐朝的釘梢（6）

大唐王朝建國以來，內憂外患，立足未穩，李世民當然不會搞“苦迭打”。公元621年（武德四年），解決了竇建德、王世充兩位軍閥的內憂以後，而外患突厥頡利可汗還在結集力量之時，他認為可以騰出手來，進行“苦迭打”的謀劃了。雖然正史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非常簡略，而且反覆強調，是在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讓，退得無可再退的自衛反擊，這當然是御用文人的說辭。掌握了國家機器和輿論導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讓其秉筆直書，他們也不敢拿自己腦袋開玩笑。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個膿包；第二，李淵、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絕不是他的對手。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彈，正是其狡猾處。兩兄弟根本不曉得他們自以為得意的，施之於李世民的一切惡行，恰好給了李世民用來製造輿論、邀買民心、激勵部屬、提升形象的絕妙賣點。

同年六月，李世民開始進行政變的試探，他搞了一次盛大的閱兵式，以獻俘的名義，以凱旋的形式，親率野戰部隊，進入京畿重鎮，直接挑戰太子的近衛軍和皇宮的御林軍，實際上是準備武裝叛亂的實兵預習。

正史是這樣記載的：

太宗親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