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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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人居環境，未能盡如人願，是與對大的政治氣候未能周全應對存在必然聯絡的。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詩中寫道：“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清瘦詩成癖，粗豪酒放狂。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此時，就已經萌發出《吾土》詩中“豈限長安與洛陽”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區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責備他的退縮，他的軟弱，但你不得不認同他這種聰明人的選擇。作過鬥士的人，不一定要當永遠的鬥士到底。我們總是以完人，全人，盡善，盡美，去期待誰，要求誰，指望誰，推動誰，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殘酷，一種不堪負荷的道義承擔。你得相信，魯迅的《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絕對是人世間的真實寫照。

在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中，有一番詮釋詩人遠離官場紛爭，跳出政治絞殺，徹底改變自己，全方位調適的精彩分析：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才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遊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要知道，對中國文人來說，最大的誘惑，是握權，最大的機遇，是升官。假設換一個人，這樣的人際網路，這樣的夤緣關係，這樣的後臺背景，這樣的機遇門路，還不得半夜做夢都笑出聲來。這不等於阿里巴巴四十大盜的那座藏金洞嗎？只消一句“芝麻開門”，還有什麼要求，什麼慾望，不能滿足的呢。

可白居易簡直像有潔癖似地，遠離著一切是非，逃避著所有邪惡。這就是詩人令我們欽佩的地方。因為，他表現出來一種高尚的約束，這可不是隨便一個什麼中國文人能夠達到的境界。

居大不易白樂天（4）

其實，佛家講“戒”，就是提倡自我約束。為了清心寡慾，為了洗卻凡塵，為了修心煉性，為了超度通脫，為了爾後有可能的成佛成仙，就得戒。然而，這對凡夫俗子而言，談何容易。戒所以為戒，正因為不戒，若是世人都戒，也就無所謂戒了。惟其不成，這才有戒。

大千世界，充滿誘惑，芸芸眾生，六根不淨，慾望也就成了飲食男女幾乎無法抑制的本能。因此，不戒或許更接近於人的本性，有無可指責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所以，能戒，能約束，更多體現出一種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於此。前人對其捲入漩渦中，然後跳出是非外的潔身自好，也有很高評價。“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喜劉禹錫，而不入任、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葛立方《韻語陽秋》）。“予按樂天嘗與劉禹錫遊，人謂之劉、白，而不蹈司馬黨中。及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蹈北司黨中。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其風流高尚，進退以義，可想見矣。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當然，我們還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聰明，之睿智，之不斷地調適生存環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間，從而延續了他的人生，他的詩歌，奠定了他在歷史上的不朽價值。之所以要這樣做，我們應該為白居易設身處地想一想。大環境，也就是中唐殘酷的黨爭傾軋，黑暗的政治迫害，無望的社會沉淪，深重的民族危機，所構成的這“居”，使他除了逃避躲讓之外，別無選擇。

他在《與元九書》中，曾經這樣自我擔承過：“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

白居易被貶江州以後，在那裡編纂了他的第一部詩集。從此，詩人實際上中斷了他的政治性很強、現實性很濃的諷諭詩寫作。倒不完全因為這些作品曾經給他帶來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敗黑暗，政治迫害，朋黨傾軋，兵燹災變，使他的兼濟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