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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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無窮的碰壁，無謂的麻煩，無盡的###，無聊的暗算弄得焦頭爛額外，一無所得。於是，他在獨善之義的閒適詩方面，另闢精神空間，創“元和體”，別出蹊徑，獨樹一幟，不但改變了唐代詩風，也影響著千年以來中國文學。

文學是要變的，作家也是要變的。不變的文學，必死無疑，同樣，不變的作家，總有一天，老調子已經唱完，就該找根繩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後採取自殺的手段結束生命，就因為這種沒有出路的彷徨所致。在我們這裡，卻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經寫不出東西，還要硬寫，還要一本書一本書地推到我們眼前，好像發誓，不逼得中國讀者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於憤怒與痛苦中自殺，決不罷休似的，也真是中國式的今古奇觀了。

再沒有比遷延中唐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朋黨之爭，更能暴露中國知識分子那最汙濁，最陰暗，最寡廉鮮恥，最見不得陽光的醜惡靈魂了。錢易在《南部新書》裡，講了一則小故事：“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筐，未嘗開。劉三複或請之，曰：‘見詞翰，則回吾心矣。’”看看這個李德裕，是個什麼東西，也就無須廢話了。

因此，白居易在開闢新的精神空間的同時，也在另謀新的生存環境。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說：“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也許，任何一個信口雌黃的人，任何一個站著說話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個習慣於高調指責一切的人，任何一個其實很王八蛋卻總將別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軟弱、轉向、後退、認輸。可是，善良的人們，怎麼不能替這位詩人想一想，他為什麼要衝鋒陷陣，為什麼要慷慨就義，為什麼要奮不顧身，為什麼要一往直前呢？

居大不易白樂天（5）

文學在變，生活更在變。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變”發生，白居易寫過“彼為菹醢機上盡，此作鸞皇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詠史》）。“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從這些詩句裡，我們看到在那場血腥的政治屠殺中，他對於能夠僥倖逃脫，未遭殺身之災，是心有餘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實際上他是在肯定自己這些年來為改變生存環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為，大約從公元824年（長慶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便基本上離開“居大不易”的長安。而從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會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陽外郭城東南端的履道里。得以存在下來，得以進行創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成為快樂神仙。

他寫過一篇文章，題曰《池上篇》，講述他在洛陽履道里那個精神家園裡的幸福時光。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居坎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優哉遊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說明一點，在長安“居大不易”的白樂天，終於在洛陽靜靜的伊水邊，實現了當年顧況對他“居天下有何難”的期許。

世事短暫，文學長久，聰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們欽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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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瑟無端五十弦（1）

錦瑟無端五十弦按西方傳說，天鵝在生命終結的時刻，總是要發出動聽的哀鳴，人們遂將文人的最後作品，喻之為“天鵝之歌”。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詩人李商隱，被罷鹽鐵推官，回到河南滎陽後不久，憂鬱而卒。詩人在臨終前的這段時間裡，曾經寫了一首七律《錦瑟》。清代編《全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