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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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之中，已應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誕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齡復何所忌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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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謊話政治（4）

德宗竟然相信這類到了連常識都不顧的謊話，也真讓人咋舌。可見古往今來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騙子包圍矇蔽，而上當，而執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國破家亡，上斷頭臺為止。丹麥的安徒生寫過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國，叫做童話，在這裡，童話就成為荒唐的現實。那個裁縫騙子以無作有，裝模作樣，不過只做一襲皇帝的新裝罷了。比之這個裴延齡，發現百萬有餘匹段雜貨埋在糞土下多年而不朽爛。這謊撒的，那做皇帝新衣的裁縫，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歡聽謊，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熱，只好沒脾氣了。

到底不愧為撒謊冠軍，就在前一年，他已經充分展現了睜眼說瞎話的專長。“京城西汙溼地生蘆葦數畝”，可到了他的嘴裡，這數畝地變成了“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並且奏稱：該地“可牧廄馬”。從數畝到數百頃，這種荒唐的膨脹係數，讓唐代那些天馬行空的詩人，都不得不佩服這位謊話大王的想象力。

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大躍進放衛星的神話年代，想起那“畝產萬斤糧，爐煉萬噸鋼，超英又趕美，公社萬年長”的紅旗詩歌，想起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說到底，也跳不出中國人習慣了的，比誰更能說謊話的比賽罷了。

到了恢復理智後的現在，我們翻出當時的舊報紙、舊雜誌、舊圖書，看到那些沸沸揚揚的套紅大字標題，無論編造奇蹟的人也好，還是相信奇蹟的人也好，一定會覺得當時這種集體無意識的行徑，是多麼可笑了。

結果，德宗還信以為真，還挺當回事，還派有司到那裡去閱視。回來一彙報，哪裡能放養牧馬？純系天方夜譚，根本沒有這回事。本是該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為有這把大保護傘罩著，他才肆無忌憚地“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譭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　。

有說謊者，必有信謊者。惟其有信謊者，說謊者才得售其奸，若無信謊者，說謊者沒有市場，謊言也就寢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謊，需要謊，這種供求關係，決定了裴延齡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誰也奈何不了他。

陸贄早就對德宗說過，裴延齡是“誕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駭物聽”。到了這種地步，他不得不上書，直抒己見：“……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也許是氣急敗壞的緣故，竟語不擇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說：“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許多皇帝一樣，也患嚴重的偏聽症，自然聽不進去這番忠言。而那個集吹牛、撒謊、胡說八道與恬不知恥於一身的裴延齡，照舊當他的官，撒他的謊，拍他的馬，優哉遊哉。忠誠正直的陸贄，卻不得不吞下一個單人獨騎，逐出長安，踽踽孑行，貶往遠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駕崩，順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師，就命逝黃泉了。

歷史從來都把說謊者綁在恥辱柱上，這也是應有的正義判決。然而，那些相信謊言，需要謊言，還為無恥之徒、卑鄙小人提供滋生土壤的統治者，正義之劍卻總是很少刺及。其實，要沒有唐德宗的信謊，會有裴延齡的說謊嗎？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對握有權柄的信謊者，由於流毒所及禍殃一方的災難，尤其不能高抬貴手、寬貸這類主犯的。

在中國，從來就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無論水災、旱災、風災、雹災，乃至蟲災，包括公元875年這場蝗災，總是短暫的。而人禍，則是無法癒合的創口，遺患無窮。

因此，也可以說，那些手中握有權柄的說謊者，信謊者，需要依賴謊言生存者，是比蝗蟲更壞得多的人類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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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不易白樂天（1）

居大不易白樂天公元789年（貞元五年），白居易18歲，隨父在衢州任上。

這一年，著作郎顧況“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路過此地，時為文學青年的白居易，抱著一腔熱誠，到他的下榻處，登門求見。

著作郎，是官名，掌碑誌、祝文、祭文修撰之事，隸屬秘書省。官位不低，從五品上，實際卻是坐冷板凳的閒差。在這個有聲望，無權勢，有地位，無利益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