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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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沒有樣板戲，因而唱過野臺班的老於此道的李商隱鄉黨，工餘之暇，斷不了串上幾齣，作為消遣。若不去考究說雅不雅、說俗不俗的半吊子唱詞，只是傾聽、欣賞、品味其聲調，這些業餘演員，唱到投入時，也是蠻能煽情的。懷梆苦戲較多，如泣如訴的悲哀，嗚咽纏綿的傷心，一唱三疊的感嘆，愁腸百結的情思，那蒼涼、委婉、幽怨、深沉的唱腔，著實令我為之迴腸蕩氣，胸臆共鳴。而且，最奇怪的，總能使我想起李商隱，想起他那首謎一般的《錦瑟》。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我不也同樣如此嗎？那種失去了全部的追悔，那種流金歲月一去不復的懷念，那種像蹀躞而行的負重牲口，不知道前途，不知道目的地的命運……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對著昏燈，守著寂寥，在古老的懷梆旋律裡，真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不是罪人，勝似罪人，這等無刑之刑的日子，相當難熬。但比起公元9世紀的唐朝晚期，被捲進朝廷黨爭漩渦之中的李商隱，我覺得他的際遇，可能要更糟糕些。因為，我是碧落黃泉，徹底完蛋，也就破罐破摔，聽天由命了。而他，至少保持著罐子的表面完整，不得不勉為其難地做人。可是，在中國，在文人的群體中，誰塊頭最大，誰分量最重，絕對是那些妒火中燒的文人們集中攻擊的目標，李商隱為晚唐的首席詩人，豈能輕饒了他？殷鑑不遠，記憶猶新，我們都曾親眼目睹“文革”期間，那些文學大師們怎麼被文學小人團團圍住，咬得遍體鱗傷的。

然而，李商隱的痛苦，在於他在當時的朋黨之爭中，始終扮演著一個兩面不討好的，被唾棄，被鄙視，被排斥，被打擊的可憐角色，而不能自拔。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對李商隱的尷尬處境，有著切中肯綮的論述：

（）

至於李商隱之出自新興階級，本應始終屬於牛黨，方合當時社會階級之道德，乃忽結婚李黨之王氏，以圖仕進。不僅牛黨目以為放利背恩，恐李黨亦鄙其輕薄無操。斯義山所以雖秉負絕代之才，復經出入李牛之黨，而終於錦瑟年華惘然夢覺者歟？此五十載詞人之淒涼身世固極可哀傷，而數百年社會之壓迫氣流尤為可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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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瑟無端五十弦（3）

牛，即牛僧孺，主角其實為李宗閔，史稱牛黨。李，即李德裕，史稱李黨。前者代表新貴階層，屬於浮薄潮流一派，後者門閥色彩較濃，維護舊族利益，很看不起暴發戶。兩派交鋒的實質，說起來振振有辭，似乎是思想意識形態之爭。其實，歸根結底，仍是官大官小，權力分配之爭，吃肉喝湯，獲益多寡之爭。

這幾位狗咬狗一嘴毛的晚唐朋黨主角，都曾是不大不小的文人，都曾是不香不臭的詩人。在《全唐詩》中，至今儲存著他們在朝時酬應唱和，在野時失意牢騷的詩篇。

文壇文壇，其實沒有這個壇，只有大大小小的文學圈子。這種或暫時的，或長遠的，或鬆散的，或緊密的文人叢集，與黑社會的拜把兄弟，與青紅幫的契結金蘭，在本質上並無區別。不過沒有殺公雞歃血為盟，沒有擺香案磕頭髮誓，稍微斯文一點罷了。

但只要形成圈子，第一抱團，第二護短，第三排外，第四利益共沾，這四大綱領，便是鐵的紀律。因此，當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這班小人式的文人，文人式的小人，官做到節度使、兵部尚書、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高位，進入政壇，握有權柄，吆五喝六。原來的圈子，就會發展成為同進同退，同枯同榮，同聲共氣，一致對外的宗派主義政治集團，也就是朋黨。

文人不能弄權。凡弄權的文人，不是製造別人的悲劇，就是製造自己的悲劇，自古以來，莫不如此。據司馬光《資治通鑑》：“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垂四十年。”我們看到，知識分子要是惡鬥起來，那也是相當下作，無所不用其極的。後來，弄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連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於是，本是天平節度使令狐楚門生的李商隱，忽然跑到涇原節度使王茂元那裡，成為上門女婿。而令狐為牛黨，王為李黨，黨同伐異，是人性惡本質的必然，皇帝都擺不平這幫打紅了眼的朋黨鬥士，像他這樣雖然聲名藉甚，但仍須仰求乞食的詩人，為自己走錯的這一步，當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錯的這一步，不付出代價，行嗎？

陳寅恪出於對詩人的同情，說出“此五十載詞人之淒涼身世固極可哀傷，而數百年社會之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