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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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對他尤為咬牙切齒：“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絕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盧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這種恨不得殺了元稹才解恨的劊子手面孔，對我們來講，倒也不陌生。這些年來，每當文學新潮流出現，也是斷不了看到的雷電風霜壓頂而來的風景。正統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種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終日的感覺，就是他們眼中視之為“淫靡”的作品，產生了他們認為的“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後果。實際上，這些文學原教旨主義者，根本不瞭解“元和體”的出現，對於陳腐的，僵化的，教條的，惟上為意旨的文學，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帶來的具有鮮活生命力的現實主義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的廣大讀者市場。這是毫無辦法的歷史選擇，也是誰都抵擋不了的潮流。

儘管我們可以鄙薄元稹的為人，但他的詩歌，卻是應運而生的時代產兒。所以他的詩歌，“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這種廣泛的影響，也確實給他帶來了好運。

據《舊唐書》：“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對元稹這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像他寫的詩那樣盡善盡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監，以詩詞阿附權貴，只要能帶來好處，低聲下氣，諂媚逢迎，又有何妨？臉皮一抹，也就無所謂做人的道德底線了。而後來，又經閹寺援手，奸佞保薦，能給皇帝拍馬屁，那更使詩人感到無上榮光。為使龍顏大悅，我估計，那些日子裡，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個時辰，不寐不歇，歌功頌德，萬壽無疆，大唱讚歌。

曾經滄海難為水（2）

中國文人之沒出息，就是見了皇帝忍不住要磕頭的那一份賤。

何況，他有磕頭的本錢，你想磕還未必能磕得上呢！“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舊唐書》）。他是“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的詩壇領袖，是“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風流人物。據說，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還統治著紫禁城的時候，曾經召見胡適進宮，與博士面談半小時。看來，皇帝作為讀者而不是屠夫時，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這位才子，以馬屁為敲門之磚，以奸佞為進身之階，現身在帝王的視線半徑之中，一步登天；聲聞於帝王的聽覺範圍之內，直達丹墀。中國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風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還真是屈指可數。

據說，有一次早朝過後，他只是便中對穆宗抱怨一聲，陛下，昨天傍晚，京師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邏出沒，尾隨跟蹤，不知是何用意？當天，京兆府主管公安的首長，二話不說，就把刑偵隊長免職，連機構也奉旨撤銷。一干人馬，失業下崗，到底也沒搞清楚，因何精兵簡政。真是頭掉了，都不知是誰砍的，詩人的聲勢威風，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國文人中間，這種出類拔萃的能量；二、你若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話，或者，不那麼卑鄙的話，也難達到這種京師為之側目的地位。

元稹加速度的成功之路，我以為原因有三：一、從人種學角度考量，與他家族的鮮卑後裔，血管裡流動著的野性基因有關，野，什麼都敢伸手；二、從地域學角度考量，與他長期生活在陝西鳳翔，在那僻壤荒域裡求生謀存的艱難有關，餓，什麼都敢張嘴；三、從進化學角度考量，與他出身卑微的一個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頭地，拼命想改變局面有關，爬，攀，附，靠，也就不擇手段，不問是非。

所以，公元822年（長慶二年），他到底當上了宰相，這是元稹風頭最健的一年。也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鑽營投機，攀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