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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看都屬於人民範疇。也就是說，村上是村上，小泉是小泉。不錯，兩人無論血統還是國籍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但兩人又是百分之百不同的日本人。說實話，一開始我對這個提問很不以為然，覺得這是個常識性的不值得問的、甚至幼稚的提問。但事後慢慢細思，開始覺察這個提問並沒那麼簡單——它的真正用意恐怕是在試探文學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即日本文學日本文化是否具有顛覆中國人對日負面印象的力量？說得痛快些，中國持續多年的村上春樹熱是否具有足以融化兩國政治冰山的熱量？或者說，是村上春樹厲害還是小泉純一郎厲害？
這個問題其實相當複雜，複雜得恐怕需要至少十位專家來深入探討和具體回答。不過若允許我以個人直覺和個人體會——作為譯者，我首先是個讀者——簡單回答，應該還是後者厲害。因為，小泉首相兩分鐘參拜即可將村上二十九本中文版作品經年累月一點一滴栽培起來對日本的好感和美妙的想像擊得粉碎。當然，粉碎並非消失，但重新聚斂成形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我曾固執地以為，較之政治和軍事等來自外部的強迫性力量，能夠打動人心靈的力量才是真正強大的力量，而文學藝術便是這種力量的集中體現，因而文學是真正的強者。以我國來說，若問李白杜甫蘇東坡和唐宗宋祖朱元璋哪個厲害，我們當然說李白杜甫蘇東坡更厲害。這是因為，床前明月光、家書抵萬金和大江東去至今仍或委婉或深切或激越地撥動著我們的心絃，仍在影響著我們的情懷和審美感受，仍在為我們注入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然而在現實當中，尤其在中日關係這一特定語境下，文學又顯得那麼脆弱，那麼不堪一擊。作為從事日本語言文學的教學和研究的教書匠，我深深感到無奈、無力和困惑。我無奈的是——這麼說或許狂妄——無論我、你們還是村上春樹都成不了日本首相。這不知是文學的悲哀還是政治的悲哀，不知是村上的悲哀還是小泉的悲哀。當然不是說文學在政治面前完全無所作為只能坐以待斃。應該說，確實有讀者因為讀村上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對日本的所謂成見。例如新疆伊寧一位即將十八歲的讀者在給我的信中這樣寫道：“《 挪威的森林 》是我第一次接觸的日本小說。之前因為愛國情緒和歷史陰影，不管是日常用品還是其他生活所需我都堅決抵制日貨，並對日本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深惡痛絕。直到某一天發現了《 挪威的森林 》併為它著迷後，才對日本文化對日本文學有了一點點新的看法，甚至對村上有了幾分喜愛。”（ 宮井緣，2003？郾5 ）。但若據此認為村上可以使中國讀者跨越中日間的政治鴻溝，那恐怕就未免過於天真和樂觀了。
不過若暫且拋開政治不說，那麼文學的影響、村上春樹的影響還是相當可觀的。它如晨霧或暮靄一樣彌散在中國都市的大街小巷，飄忽不定，卻又似乎無所不在。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先生在他的散文集《 世紀末的反思 》中提到二十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十部文學譯著，排在第十位的便是《 挪威的森林 》。毫無疑問，《 挪 》的廣泛閱讀促進了中國人尤其年輕人對日本文學、日本文化乃至對日本人、日本民族的理解，很大程度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和好感。
數字固然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東西往往最能說明問題——這裡我想羅列一下村上作品的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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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熱”在中國（2）
村上春樹的代表作《 挪威的森林 》（ 以下簡稱《 挪 》 ）1989年由灕江出版社刊行，至2000年連同“村上春樹精品集”中的另外四本（ 《 尋羊冒險記 》、《 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 》、《 舞！舞！舞！ 》、中短篇集《 象的失蹤 》 ）至少刊行了五十萬冊，其中《 挪 》三十萬冊。200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接盤，同年二月推出《 挪 》“全譯本”，至2005年4月村上新作《 天黑以後 》中譯本面世，四年半時間裡累計刊行二十九種，不僅將村上的小說幾乎一網打盡，還旁及部分隨筆。《 挪 》已印行二十二次，逾百萬冊（ 1，021，700冊 ），基本每兩三個月便增印五萬冊。2003年4月出版的《 海邊的卡夫卡 》亦表現不俗，已印行五次，印數二十六萬餘冊。近年來，這兩本書基本在暢銷書前十位之內或前十五位左右。今年四月出版的《 天黑以後 》（ After Dark ）發行一個月後即加印兩萬冊，達六萬冊，進入“開卷”和《 新京報 》文學類十大暢銷書排行榜，在上海《 新聞晨報 》排行榜上甚至名列第一。如此粗算之下，村上作品近四年多的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