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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華：您最近在網上回答讀者提問時似乎這樣說過：“我認為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但同時又相信能透過孤獨這一頻道同他者進行溝通。我寫小說的用意就在這裡。”但反過來說，孤獨所以成為孤獨，就是因為不能同他者溝通。您是怎樣看待、或者在小說中是怎樣處理孤獨與溝通的關係的呢？一般認為您小說的主題是孤獨、空虛與無奈……
村上春樹：是的。我是認為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人們總是進入自己一個人的世界，進得很深很深。而在進得最深的地方就會產生“連帶感”。就是說，在人人都是孤獨的這一層面產生人人相連的“連帶感”。只要明確認識到自己是孤獨的，那麼就能與別人分享這一認識。也就是說，只要我把它作為故事完整地寫出來，就能在自己和讀者之間產生“連帶感”。其實這也就是所謂創作欲。不錯，人人都是孤獨的。但不能因為孤獨而切斷同眾人的聯絡，徹底把自己孤立起來。而應該深深挖洞。只要一個勁兒地往下深挖，就會在某處同別人連在一起。一味沉浸於孤獨之中用牆把自己圍起來是不行的。這是我的基本想法。
為了靈魂的自由：我所見到的村上春樹（4）
林少華：從您的小說或從您的小說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覺出您對中國、中國人的好感，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國讀者喜愛的一個原因。您的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國人實際接觸過麼？
村上春樹：在美國的時候，我時常和韓國的大陸的臺灣的留學生交談，不過總的來說當時中國人還不多。同他們談起來，覺得讀者——美國的、歐洲的、韓國的、中國的讀者反應有很大差別，這種差別非常有趣。我的小說常有中國人出現。《 奇鳥行狀錄 》有不少戰爭時候的hard場面，我還真有點兒擔心中國人讀了惱火。
我是在神戶長大的。神戶華僑非常多。班上有很多華僑子女。就是說，從小我身上就有中國因素進來。父親還是大學生的時候短時間去過中國，時常對我講起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是很有緣分的。我的一個短篇《 去中國的小船 》，就是根據小時——在神戶的時候——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
林少華：有人說，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麼很可能是您。您對此怎麼看呢？
村上春樹：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說，就興趣而言我是沒有的。寫東西我固然喜歡，但不喜歡大庭廣眾之下的正規儀式、活動之類。說起我現在的生活，無非乘電車去哪裡買東西、吃飯，吃完回來。不怎麼照相，走路別人也認不出來。我喜愛這樣的生活，不想打亂這樣的生活節奏。而一旦獲什麼獎，事情就非常麻煩。因為再不能這樣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對於我最重要的是讀者。例如《 海邊的卡夫卡 》一出來就有三十萬人買——就是說我的書有讀者跟上，這比什麼都重要。至於獲獎不獲獎，對於我實在太次要了。我喜歡在網上接收讀者各種各樣的感想和意見——有人說好有人說不怎麼好——回信就此同他們交流。而諾貝爾文學獎那東西政治味道極濃，不怎麼合我的心意。
林少華：您十幾年前為創作《 奇鳥行狀錄 》去過一次中國——主要去東北邊境一帶——現在中國有那麼多村上迷，您不打算再去一次嗎？
村上春樹：去還是想去一次的。問題是去了就要參加許多活動，例如接受專訪啦宴請啦。而我不擅長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動。想到這些心裡就有壓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還是一個人單獨活動更快活。
林少華：最後請談一下將來計劃。
村上春樹：將來計劃還說不準。我大體是三年一部長篇。《 海邊的卡夫卡 》剛寫完，往下就寫寫短篇搞搞翻譯什麼的，同時積累素材。我會很長命的，不要緊（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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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熱”在中國（1）
2005年四五月間，北京上海成都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發生了以大學生和白領們為主體的反日示威遊行或反對日本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簽名活動。那期間我先後接受了日本一家電視節目製作公司和一家大報（ 《 朝日新聞 》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採訪。對方最後都不約而同地問到同一個問題：村上迷們或村上作品的熱心讀者們有沒有人參加反日遊行？我想了想，這樣回答：我不在場也不曾調查，確切的不好說，不過我想，他們之中即使有人參加也沒什麼奇怪的。因為解放以來的學校教育一直告訴他們要把日本人民和極少數為政者區別開來，而村上無論從哪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