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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貨幣投放,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如果當時我們能夠意識到,通脹的引發是中國許多地方土地估值過高造成的社會分配不均,那些享受了土地財富的先富起來的群體拼命搶購進口家電、汽車和高檔傢俱,引發中低收入群體搶購正常日用品。
但是,我們當時忽視了土地財富的平衡機制,用只給少部分人加工資的辦法來應對物價上漲,而不是用增加供給的方式解決產品短缺,其結果,肯定是管理層不願看見的。正如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面對由於國際市場發生變化出現的產能過剩,不是用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方式來刺激消費、拉動生產,反而加大基礎貨幣投放,刺激資產泡沫,結果,房價暴漲,產生貨幣危機。
1999年年末,中國的M2餘額為萬億元,對應北京五環內的房價5722元/平方米。因為房價的上漲最能反映土地價格的上漲,人民幣開始極度弱化,且幣值不穩。2010年,從一季度的資料來看,中國的M2餘額高達65萬億元,比1999年增加了萬億元,增幅將近5倍,而同樣是北京五環內的房價是31680元/平方米,10年內北京房價增幅達453%,也接近5倍。
這種正相關的走勢,違背了貨幣與黃金的反相關原則。我們在前面論述過,人民幣的支撐力主要依託土地資源和其他國有資源,類似於美國的美元和黃金的原則,美元走強而黃金走弱,當黃金一旦走強的時候,那美元的危機也就不遠了。對人民幣來說,一旦土地價格的增長速度與貨幣發行的速度正相關時,人民幣的危機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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