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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壟斷作為刺激社會兩極分化的推進器，違背了土地是財富之母的價值學說。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原始市場經濟理論，超越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計劃經濟理論，從而解放了生產力，符合當時的基本國情。原始市場經濟學說缺乏宏觀經濟理論體系的支撐，所以，在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市場表現出很多短期行為。
中國這輪經濟增長開始之初，其實是一個重估土地價值的開始。於是，珠三角一帶率先興起以廉價土地作為優勢吸引外資的招商引資模式，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成功也吸引了沿海其他城市，於是，海南、汕頭、湛江、北海等城市紛紛開始大規模圈地，很快興起了建國以來第一次土地引發的資產泡沫的熱潮，並以泡沫破滅而告終。
但是，中國社會並沒有反思這一輪土地泡沫引發的經濟變革，沒有認真考慮作為人民幣幣值最大支撐的土地究竟具備什麼樣的價值，什麼樣的財富分配體制符合中國國情，而是陷入了姓“社”姓“資”的理論爭論的誤區。這場爭論現在看來毫無意義，反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十三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的力主堅持下，放棄爭論，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開始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並首次提出工資和價格改革。
但是，全會並沒有能完全分析當時物價上漲的原因，開出的藥方並沒有解決物價上漲的問題。為了穩住公務員，那次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連在一起，公務員大幅地增加工資更推進了價格的上漲，加劇了通貨膨脹。現在看來，整個物價上漲是由珠三角和沿海地區高估了土地價值而引起的，整個社會商品開始短缺而引發了通貨膨脹。
當時最暢銷的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他闡述了計劃與市場的協調理論，指出了經濟增長、商品短缺與發展效率之間的關係。我曾兩次通讀這本書，遺憾的是，沒有找到關於土地財富的分配和土地價值在經濟增長時期的估值原理。現在看來，也許是亞諾什·科爾內先生也沒有關注到土地估值對商品價格的影響。所以，《短缺經濟學》沒有解決中國經濟的本質問題。
那時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比較功利，大多研究微觀經濟學。所以，厲以寧研究股份制有點成果，便成為人們推崇的“厲股份”；曹思源研究企業破產比較符合中國國情，人們便盛傳“曹破產”，等等。
而缺少嚴格意義的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大家，使得直到現在還沒有一位經濟學家能夠系統地闡述土地財富的估值原理和分配原則，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
2003年8月12日，國務院釋出《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國發〔2003〕18號），在第四條中，對經濟適用房作了一個定義：經濟適用住房是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這裡面加入“商品”二字，一下改變了中國的社會保障型住宅的性質，否定了中國土地財富的分配原則，文理不通，而且無法解釋“保障”二字究竟如何“保障”，從而導致商品住宅開發佔據95％以上住宅供應的惡果。普通民眾實際上從此失去了住房保障，也自然無法享受到土地財富的增長成果，這種結果造成了社會分配的兩極分化，引發了資產泡沫。 。。
中國式地王，高房價的起源（3）
土地價值的過度高估，實際上是貨幣幣值支撐力的大幅減弱。中國的貨幣沒有同黃金掛鉤，所以，支撐貨幣幣值的主要是土地和其他國有資源。這些資源集中在政府手上，因此政府具有整合資源、發展經濟、提升國力、造福民眾的職責。
評估一國的土地價值有很多指標，如果要建立資料模型，那可能比GDP還要複雜，所以，發達國家都沒有從事這樣艱鉅的工作。但是，很多國家吃了不少苦頭，最典型的是日本，土地價值的高估導致日本經濟崩盤，失去了20年的經濟發展成果。美國是個例外，因為支撐美元價值的主要是黃金，因此，黃金價格暴漲之時，就是美元出現危機之日。
對於中國來說，土地價值的評估主要依託國民收入的增長，國民收入綜合水平的增長又與GDP和CPI息息相關，一起組成對應土地價格增長的相關資料。所以，如果土地價格暴漲，考驗的是人民幣的幣值。
1988年因為土地價格增值過快，資金、資訊、人才紛紛向土地集中，造成產品短缺，引發通貨膨脹，這給管理層造成錯覺，反而以給公務員漲工資的形式化解危機，結果造成了社會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更加失衡，不得已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