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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使中國繼續維繫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處於連年內戰，國弱民窮，科技落後，生產停滯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國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標誌，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隨著中國無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隨著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及其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在法西斯國家準備發動侵略戰爭，西方列強苦於應付經濟危機，蘇聯忙於國內建設和中國貧弱與進步並存的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首先在東方製造“九·一八”事變，發動了對中國的武裝進攻，邁出了獨霸中國、爭奪亞洲、稱霸世界的第一步，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二）
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既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的起點，也是中國人民進行曲折的抗日戰爭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團結禦侮，抗日救亡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蔣介石國民黨卻違背全民族的意志，對日本的進攻採取“絕對不抵抗”的方針，集中兵力進行“剿共”的反革命內戰，致使日軍乘虛而入，繼佔中國東北之後，又進犯上海，並炮製偽滿洲國，把中國東北變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下，處在反“圍剿”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儘管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干擾，但在反對蔣介石國民黨對日妥協和出賣民族利益，主張武裝抗日方面是堅定的。“九·一八”後，中國共產黨代表全民族的利益，連續發表宣言、決議，號召全國人民武裝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派出大批幹部加強中共滿洲省委，開展東北的抗日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支援、影響下，東北淪陷區和其他地區人民及部分愛國軍隊，一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開展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尤其是東北人民武裝的抗日遊擊戰爭和上海第19路軍的抗戰，曾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1933年1月，日軍又侵犯熱河和長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區。隨後，製造華北事變，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此時，蔣介石國民黨仍繼續推行“攘外必須安內”的反動國策，一面在國內集中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第五次“圍剿”，扼殺長城抗戰，破壞察哈爾抗戰，鎮壓主張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貨運動；一面對日步步退讓，先後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以適應日本關於華北特殊化的要求。
在華北危急、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積極引導和推動部分愛國軍隊和廣大群眾，衝破國民黨政府設定的重重障礙，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抗日鬥爭。同時，發表“八一宣言”，作出“十二月決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在全國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運動的衝擊下，在國民黨左派的促進下，在華北事變後英美列強和國民黨中親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蔣介石國民黨於1935年11月五全大會以後對日政策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反共內戰政策仍未放棄，直到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國民黨才被迫改弦更張。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基本接受了中共關於團結抗日的意見，從而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初步形成。中國政局的這一重大變化，不僅給日本的全面侵華政策以沉重的打擊，而且對中國全民抗戰的發動、堅持和勝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時也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示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經過一系列準備之後發動了盧溝橋事變，妄圖以速戰速決的戰略，三個月滅亡中國。“七·七”事變，標誌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同時也標誌著中國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實現，標誌著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的開始。
“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又經過多次談判，於9月得以正式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廣泛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中華兒女不分民族、階層、黨派、宗教，也不分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以至海外僑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匯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洪流，到處都燃燒著抗日的烽火。特別是敵後的抗日遊擊戰爭，其規模之廣，時間之長，作用之偉大，為古今中外所罕見。
這次全民族抗戰不同於第一次中日戰爭。它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民族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