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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的時代進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反對小而強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由國共兩黨領導的兩支軍隊，在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既有戰略配合又獨立自主地實施的戰爭。這些基本特點，決定了中國抗日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複雜性和勝利的必然性。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日戰爭的特點，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指明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道路。國民黨在抗戰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戰略”，指望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單純和敵人拼消耗，消極地以空間換時間，以待國際形勢的有利變化，求得最後勝利。國共兩黨採取不同的抗戰路線和戰略方針，對抗日戰爭的程序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影響和效果。
在戰略防禦階段，面對日軍的大舉進攻，“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忻口、淞滬、徐州、武漢等戰役中，頑強抗擊，並取得了臺兒莊戰役的重大勝利。但由於國民黨最高當局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方針，造成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失。＇《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8頁。＇導致半壁山河迅速淪喪。儘管這佯，國民黨正面戰場仍是抗擊日軍戰略進攻的主戰場。在敵後戰場配合下，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分別挺進華北、華中敵後，開展游擊戰爭，開闢了廣闊的敵後戰場，建立了一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對破壞敵戰略進攻，爭取相持階段的到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武漢、廣州以後，再無力舉行戰略進攻，中國也需要積蓄力量，準備反攻，於是抗日戰爭便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軍對國民黨當局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而將戰略重心轉向敵後戰場，妄圖撲滅人民游擊戰爭，達到其鞏固佔領區的目的。客觀上敵後戰場就被推上了主戰場的位置。敵後戰場軍民不畏強敵，主動挑起了主戰場的重擔。而國民黨卻隨著日軍戰略重點的轉移和誘降方針的影響，開始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
1939～1940年，日軍在加強敵後戰場兵力，重點進攻敵後根據地的同時，對正面戰場加緊誘降活動，並透過軍事進攻、戰略轟炸、封鎖沿海等手段，逼迫蔣介石步汪精衛的後塵，使國民黨正面戰場出現了危機。此時，國民黨一面對日軍的進攻進行防禦作戰，一面與日本秘密交涉，並開始製造反共磨擦和反共事變。面對當時的不利形勢，中國共產黨繼續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克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險，維護了團結抗戰的局面。敵後戰場軍民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並向日軍發起百團大戰，“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支援了長期的抗戰”。＇《毛澤東選集》（合訂—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6頁。＇
1941～1942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階段。日本在德、意法西斯橫掃西歐北非、閃擊蘇聯暫時得勢的刺激下，為了打破中國戰場的僵持局面，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在此前後，日軍為了解除南進的後顧之憂，並把中國佔領區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戰略基地，遂集中2/3到3/4的在華兵力，對敵後戰場實行殘酷的“掃蕩”、“蠶食”、“清鄉”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和經濟封鎖，給敵後根據地帶來空前的災難。但是敵後軍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貫徹“十大政策”＇十大政策：對敵鬥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審查干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政權，減租減息。＇和“敵進我進”方針，開展廣泛的群眾性的多種多樣的游擊戰，顯示了人民戰爭的強大威力，粉碎了敵人的進攻，渡過了難關，鞏固了根據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形成、中國戰區的建立和美英等國對中國援助的增加，中國戰場出現了新的轉機。但是國民黨未能加以利用，而是繼續儲存實力，依賴外援，坐待勝利，以便將來用於消滅在艱苦抗戰中發展起來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這段時間國民黨除派遣中國遠征軍赴緬直接協同盟軍作戰外，在正面戰場幾乎沒有什麼作為。從1943年起，敵後戰場開始進入恢復和再發展階段。八路軍於同年秋冬在華北敵後揭開了區域性反攻的序幕。與此同時，中國駐印軍也在緬北開始了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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