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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參加順天鄉試的生員），即使考不上進士，也有可能從舉人大挑和五貢出身。做了官之後，如果顧念資助之恩和鄉誼之情，那麼就有可能對商家有所回報。更何況，很多考中進士又做了京官的同鄉，如果家底不太厚，考慮到京城消費的壓力，往往就住在會館裡，為商家聯絡官員，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會館是商家聯絡官府的由頭，商家當然不會把注意力，僅僅投放在資助同鄉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樣的會館，都設有戲樓。不僅省級會館像湖廣會館、江西會館的戲樓特別有名，連一些府縣會館，如洪洞會館，平介會館，也設有戲樓，不僅演各地的地方戲，而且大演崑曲，清朝中期以後，新興的京戲開始佔據各個會館的戲樓，成為名角和看戲的商家跟官宦出沒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隨之進京，有吃有看有聽的，到了看戲的時候，原來的地緣規矩就不存在了，溝通無極限。
在沒有廣播影視等現代傳播和娛樂形式出現之前，戲曲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消閒娛樂唯一渠道（前提當然是戲劇已經出現），官員當然也不例外，許多人不僅喜聞樂見，而且還是“顧曲周郎”，比如湯顯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員嫖娼之後，官員對於青樓妓館的興致，全都轉移到了戲園子上，加劇了官員對於戲劇演員狎玩的分量，一時間，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風。這樣一來，某些設施比較好，在看戲的同時可以擺宴招待客人的會館，就成為商人聯絡官員的最佳場所。透過演員這個中介，官商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貴胄、達官貴人，同為膩友，彼此兄弟相稱，乳名互喚，商人可以藉機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訂貨，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機會，甚至直接變成官商，獲取壟斷性商機。明朝到清朝中葉的鹽商（徽商），晚清的晉商的票號業，都是會館的傑作。而徐潤、鄭觀應，乃至胡雪巖（圖30…2）、盛宣懷這樣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產生，也跟會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胡雪巖是紅頂商人，盛宣懷則是商人紅頂，因為他最後變成了朝廷實任的郵傳部尚書）。
官商勾結到了這般田地，以至於李鴻章和一些淮軍將領在1872年興建安徽會館之後（估計資金也是商人報效的），一反會館常規，特意規定，會館除淮軍將領之外，其它人員不得入內。這到底是欲蓋彌彰還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說不清了。反過來，可以說明當時會館官商勾結風氣之盛。
當然，商人所要聯絡的，並不限於官府，一切有權的人，或者跟權力中心沾邊的人，都是他們聯絡的物件。比如宦官，六部的書吏，軍機大臣家的長隨等等，甚至，八國聯軍打進來以後，各國佔領軍成為北京城實際的統治者，這種情況下，商人為了生存，同樣要跟他們拉關係，聯絡感情。八國聯軍總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在日記裡曾經記錄過商人請看戲的情景，地點在湖廣會館，熱情的商人將瓦德西迎到雅座，為看戲的洋人準備了紅酒、咖啡和西式點心（不像中國人之預備瓜子和茶水），特地邀來名角，知道洋人喜歡翻跟斗打把式，所以把武戲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聽鑼鼓聲響，頭就大了，半途退場，生生辜負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舉廢除以後，會館逐漸開始式微，進入民國之後，北京雖然一度還是首都，但由於中國政治呈現多元狀態，地位開始下降。一部分會館成為一些窮京官和來京讀書的外地大學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聯絡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則逐漸被管理者霸佔，成為他們的私產。會館這種官商聯絡的平臺，逐漸沒入歷史。
會館演繹的官商故事（3）
會館這種官商聯絡平臺的存在，是明清之際的商人挖空心思創造的一種隱形制度形式。這種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傳統的中國，官商兩個群體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商人群體，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員個人，才可能求生存和發展。靠自身的經濟力量壯大，行會的組織力量，最終透過市民運動的方式，染指政治權力的途徑，在中國似乎根本沒有市場，商人甚至不樂於做這個方面的嘗試，他們更熱衷於透過軟性的賄賂方式，實現跟官府以及官員個人的結合，從而獲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壟斷權力。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不惜迂迴曲折，透過地緣關係，藉助資助舉子的名義，轉彎抹角地跟官員，尤其是高階官員搭上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商人群體的依附性，得到了他們自身行為的高度強化。
在當代中國，自從計劃經濟告別歷史舞臺之後，新生的企業家階層，似乎依然無師自通地在襲承前輩商人的故技，他們對於依靠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