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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官，其中包括候補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農半商和半官半商，他們之間的事，小得了嗎？不過，在一般人看來，官商之間，沒有什麼好事，提到“官商”後面跟著就是“勾結”，勾結之後，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損害國家利益。
官商勾結，是官主動還是商主動？誰是主犯，誰是從犯，這個問題，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實際情況如何，大家都認定商家一方，是罪惡之源，就像亡國都怪那些傾城傾國的美女一樣，板子不由分說，都打在老闆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幾天剛看的一個黃紀蘇寫的話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時候，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打商之時，亂棍齊下，既狠又黑。在這些人看來，世道壞，就壞在商人黑心趨利，把官老爺連帶老百姓都帶壞了。
儘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惡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關係上，的確商顯得要主動一些。問題是，商人為什麼非要巴結官？道理很簡單：在官與商之間，官是絕對的強勢，不僅握有公共資源（可以透過商來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禍人的權柄，一個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稱“滅門縣令”。縱使富埓王侯，一個有權的小吏，也可能讓你陰溝翻船，身死財空。反過來，商人，則處於絕對的弱勢，不僅權勢上無法與官抗衡，連自家的身份也帶有道德上的汙漬，在有“市藉”的時代自不必說，身份上就是準賤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後（明清），士農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於分享公共資源的動機多些，還是出於自保的動機多些？這還真是個問題。
不管哪個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買賣，就得跟官府和官員打交道，趕集買菜也就罷了，只要有個固定攤位，哪怕賣包子，也得對衙役老爺陪個笑臉，忍受人家時不時白吃幾個包子。大一點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徑當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來，卻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對商人的道德岐視，無形中增大了商人與官員溝通的難度。官員接受商人的吃請，包括同赴妓館青樓，都可能受到都老爺（明清之際的監察官）的彈劾，上門送紅包，更是風險巨大，因為官衙就是官老爺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門裡），難保不讓人看見，即使讓自己的屬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這些書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帶來的，都憋著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於操控，為自家舞弊提供機會。因此，在那個時代，商人勾搭官員，雙方必須是熟人，至少得經過熟人的介紹，這樣做起來才保險。
一個新入道的商人，怎樣結交官員呢？一則可以經過已經結交了官員的前輩商人做中介；一則可以透過資助家鄉的儒生，看哪個有出息，是績優股，先投資押寶；一則可以培養自己家的子弟讀書，然後一步步考上去，為官為宦。除了這些一個比一個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際，官商之間，還存在著一種非常有效而且特別為官員（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這就是會館。
那時的北京南城，是會館的天下。大一點有以省為單位的，比如湖廣會館（圖30…1）、山陝會館、安徽會館、江西會館等等，江西會館據說在民國還第一個備有發電機，建有西式洋樓。小一點的則以縣或府為單位，如紹興會館、南海會館、新會會館等，感覺上都是地緣的圈子。
建會館的都是商人，會館的運作，也是商人支援，不過，會館卻跟商業關係不大。建會館，目的是為本地進京趕考的舉子提供吃住的——記住，是免費的吃住。北京的會館，最早出現於明朝中葉，因為是為了給趕考的舉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試館”。由於發現這種會館（試館）對於聯絡京官和培養舉子（候補官員和正選官員）跟商界的感情特別有效，於是會館越辦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業稍有規模的府縣，都在北京設有會館。會館的建設，有各地在京的官員參與，但資金基本上來自商家（因為明清兩代，官員俸祿很低，京官撈錢的機會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財力，即便有，由於京城目標明顯，也沒有人敢公然露富）。
會館演繹的官商故事（2）
許多出身科舉的名人，都有過在會館居住的歷史，比如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乾隆年間的名臣陝西人王傑，就是住在長安會館期間中的狀元，這個狀元，破了西北地區幾百年的天荒。
直接幫助進京趕考的舉子，比起從童生開始培養來，無疑是一項短線而且見效快的投資，因為所資助的物件，基本上處在科舉臺階高階的人，步入仕途的機率相對較高（最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