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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解釋道：“我一個月的工資是一百○三塊，從全同志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到一百元，我們畢竟都還有一家老小要生活，但不管怎樣講，我和王書記決定拿出這一百塊，算是幫你湊個路費。”
聽林興甫這麼一說，嚴宏昌慌忙按住他拿錢包的手，激動地說：“錢，我不能要你的；有你們剛才那些話就行了！”
林興甫臨走時，有力地握著嚴宏昌的手，充滿感情地望著嚴宏昌，沒再說一句話。然後，就匆匆出門了。
送走區委書記林興甫後，過了很久很久，嚴宏昌都難以平靜下來。
打那以後，嚴宏昌就開始了上訪。不過，他沒有去北京，經費困難固然是一個方面，但他相信，小崗人是能湊齊這筆路費的，問題是這樣做驚動太大，說不定會給暗中支援自己的縣區領導惹來意外的麻煩。更主要的是，他最想去找的其實是*，可*是想見就能見到的嗎？與其像個沒頭蒼蠅似的在北京亂撞，不如寫信，更讓他感到踏實。
於是，他就把小崗人為什麼不怕殺頭坐牢也要包乾到戶，包乾到戶以來出現的喜人情景，小崗人為什麼不願再回到人民公社集體化的道路上去，以及小崗人今天強烈的籲求，全坦率直言，一一道來。
信寫好之後，他一式兩份，分別寄往了*中央和國務院的辦公廳。
他擔心這種“人民來信”會被本縣的郵局扣壓，每次都跑到嘉山縣甚至蚌埠市去寄。
就這樣，隔幾天他就寄出一次，前前後後寄出了幾十封。他想，寄了這麼多，總該有一封兩封能轉到中央領導的手上吧？
然而，他寄出去的那些信，有如泥牛入海，有去無回。
“削職為民”（1）
萬里後來在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是怎樣搞起來的一次談話中，說了這樣一段話：“黨的決定說不要搞包產到戶，我不能公開表示反對，但我對他們說，是我同意你們乾的，就這麼幹算了，出了什麼問題我來頂著。安徽那一段就是這種‘違法亂紀’的情況，實質上反映了農民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和已不適應的舊的上層建築、舊的規章制度之間的矛盾。”所以，那段時間，萬里一直在思索著、尋找著可以突破這種尷尬局面的辦法。鳳陽縣本來就是萬里最關心的地方，這時聽說他們正在全縣農村推行一種“大包乾”，他對鳳陽出現的這種新的承包責任制便十分關注，就決定到鳳陽去做一次調查研究。
在聽取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的彙報時，萬里忍不住打斷陳的話，首先詢問：
“什麼是‘大包乾’？”
陳庭元於是解釋說：“按照省委‘六條’規定的精神，我們把一個生產隊劃小成若干個作業組，將隊裡的土地、耕牛、農具和應向國家上繳以及向集體提留的各項任務，都分配到組；年終分配時，該給國家的給國家，該給集體的給集體，剩下的就歸小組分配。因為這中間不需要生產隊統一管理、統一記分、統一分配，一切自主權都給了作業組。農民就把它概括為‘大包乾’。還編成了順口溜：‘大包乾，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聽到這裡，萬里的眼睛亮了。他十分讚許地說：“好啊，概括得好！這是把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的利益都考慮到了，而且，朗朗上口，一聽就記住了，既形象又生動。”
其實，陳庭元這是受到了小崗村“包乾到戶”辦法的啟發。很顯然，“包產到戶”，甚至連“包產到組”，一直都遭到嚴令禁止，而小崗村搞的這個“包乾到戶”，不僅區別於大家十分敏感的“包產到戶”的提法，還避免了歷史上“包產到戶”本身就存在著的缺陷，比如，“包產到戶”雖是把田分到各家各戶了，但在管理、經營、記工和分配等等許多重要的環節上，還得由生產隊統一進行，這“四個統一”仍把社員捆在了一起，不利於更徹底地調動起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小崗村的“包乾到戶”卻是一步到位，已不僅僅是“包產”，而是在“包乾”，儘管看上去只是一字之差，卻已經有了根本的區別。現在陳庭元把“包乾”的辦法借用過來，將省委‘六條’的精神發展成了“包乾到組”，並又起了一個普遍可以接受的名字：“大包乾”。
萬里饒有興趣地問：“實行的效果如何？”
陳庭元接下來的回答既簡潔又形象，他借用了嚴宏昌的“農民語言”，說道：“老百姓對大包乾的評價，也有個順口溜，說，‘大包乾，就是好，幹部群眾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個人富，集體富，國家還要蓋糧庫。’”
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