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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樓也沒轍了，只有向板橋區委彙報。林興甫和王從全當然知道小崗隊的包乾到戶是曾經得到過縣委書記陳庭元支援的，陳書記雖為這事作了檢查，但到底事關重大，不能只靠強迫命令，更不能再搞“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龍捲風’”階級鬥爭的那一套，於是二人跑了十多里的黑路，趕在嚴宏昌還沒起床就上了門。
本來二人打算親自登門，耐住性子說服嚴宏昌，好讓他回心轉意，卻不料，二位區委領導的到來，正好給了嚴宏昌一個申訴的機會，他一夜沒閤眼想到的那些話，終於被派上了用場。
他說：“分田到戶，不能因為它在安徽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現在再搞，就認定是倒退。我們包乾到戶是進步，還是倒退，客觀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它是不是能把小崗人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你們也應該做個調查。”
他說：“雖然把田分到戶了，這並不等於小崗人就只要小家不顧大家了，我們會首先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再說小崗人這樣幹也不用再愁到處去討飯了，這有什麼不好呢？過去的二十年中間，你們能夠想到的辦法不是也都試過了：學習大寨，定額記工，死分活評，死分死記，社會主義路線教育，割資本主義尾巴，啥招數沒使過？結果呢，社員一年忙到頭，還是連穿衣吃飯都解決不了。為啥？就是全離開了農民切身的利益。歷史上那一次分田到戶，也只是讓農民幹了一年，中國就走出了三年困難時期。為啥？就因為包產到戶把生產的好壞和農民的實際利益綁在了一起，它讓農民重新找回了對土地的感情！”
他說：“黨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規定：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單位都有權因時因地制宜地進行種植，有權決定增產措施，有權決定經營管理方法，有權分配自己的產品和現金，有權抵制任何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瞎指揮。實際上，這些自主權，我們一點沒得到。現在仍然是‘有權的不搞生產，搞生產的沒有權’，要解決這些問題，領導機關首先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放手讓農民有權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大膽實踐。”
區委書記林興甫一直都在認真地聽嚴宏昌的傾訴，這時他打斷了嚴宏昌的話，說道：“既然中央檔案一再強調，明令不許，咱就要自覺自願地把已經分到各家各戶的田地收回來才是。”
嚴宏昌馬上說：“那我問一個問題。*說，‘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明知這是個能讓農民增產增收又增貢獻的好辦法，為什麼不讓搞？不是要搞‘撥亂反正’嗎？農民不懂大道理，只認實理，就信服小平的話，是貓，就要能逮老鼠！”
沒有不透風的牆（5）
作為區委書記的林興甫和王從全，畢竟不同於公社書記張明樓，二人見說服不了嚴宏昌，就讓嚴宏昌再多想一想，改天再談。
其實，從板橋到小崗，一來一去便有二十多華里的路，為動員嚴宏昌把小崗生產隊分掉的田重新並起來，林、王二人竟來來回回跑了多趟。
最後一次來找嚴宏昌時，林興甫感情複雜地望著嚴宏昌，說：“你就不要再跟我們申辯了，‘要想富，包到戶；不到戶，穩不住。’這些道理我們都懂。但這事的問題不在梨園公社，不在板橋區，不在鳳陽縣，也不在安徽省。”
林興甫這時充滿感情，更充滿信賴地說道：“我和從全同志支援你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下情，讓中央能知道中國的農民和絕大多數農村幹部，都希望黨中央能收回‘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這‘兩個不許’的成命。我們也想不通啊，現在全黨全國都在批‘兩個凡是’，而‘兩個不許’維護的正是‘兩個凡是’。農民窮怕了，幹部整怕了，現在是談‘包’談‘戶’色變，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農業就沒有出路！”
聽著區委書記這番話，嚴宏昌傻住了。
他幾乎不敢相信，這些話竟是從林興甫的嘴巴里說出來的。十多天裡，林書記來回跑了這麼多趟，來說服他，動員他，原來竟只是在例行公事。
嚴宏昌的心中頓時奔湧起感激與崇敬之情，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了。
此前，他對他們的一次次上門，是懷有敵意的，但是此刻，設身處地替對方想一想，能夠這樣坦然地說出真心話，確實不容易，這是需要無私無畏的呀！當然，也許正是自己這種“一條巷子走到黑”，“殺頭也要支援小崗人包乾到戶”的決心感染了他們，因而消解了官民之間心理上的塊壘，贏得了信任，才出現了眼前這戲劇性的一幕。
林興甫這時把手伸向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