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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打好井，完成進尺任務的鼓動下奮勇工作的，為了趕超世界鑽井進尺紀錄，甚至“集中優勢兵力”讓一些標杆隊突擊進尺。每年報紙上的祝捷喜訊更因進尺的超額完成國家計劃而大書特書。但是，鑽井打了多少幹窟窿？進尺與儲量比有多大？卻無人理睬。因為這一決策的失誤，幾十年來地下資源遭到多大破壞？有多少國家的資財白白扔到了地下？更是無人過問。
1958年春，書生陳賁過問了，並且還建議成立“石油儲量委員會”來審查各油田的勘探成果，只是，他不但成了中國“反動唯儲量論”的代表，而且被戴上“陰謀向黨奪權”的罪名。陳賁不能不下地獄了。
這是新中國石油工業史上最大的冤案。
對於這一冤案，每一位有良知的石油專家學者都是清楚的，因為真理與謬誤在科學麵前有如涇渭一般分明。進入八十年代中期，當一批新一代的石油科學家登上石油工業領導崗位的時候，陳賁的“唯儲量論”冤案很快便得到了改正，並且實現了他的成立“儲量委員會”的設想。如今，不但將儲量作為石油勘探的唯一目的，而且與產量共同作為石油工業的任務指標，寫入了國家計劃，從而結束了以鑽井進尺作為完成國家計劃指標的歷史。
陳賁的“餘罪”更令人感到時代的滑稽。
一曰搞資本主義招標制，宣揚利潤掛帥。事實上，1956年陳賁出差期間，看到許多探區不能容忍的浪費現象後，向部領導提出建議：在勘探部門要搞經濟核算；對工作無成果的要控制投資額；在生產部門實行自負盈虧，並且要上繳利潤為國家積累資金。經過歷史的甄別，陳賁的這些建議現已全部在各油田實行。
二曰反對蘇聯專家。事實是，蘇聯專家認定一個地質構造上有石油，並且在沒有勘探結果的時候投入大量資金。而陳賁認為這個構造上沒有石油，應該立即停止鑽探。蘇聯專家固執己見，結果正如陳賁所料，探井全部報廢。
三曰包庇反革命分子童憲章。事實上，五十年代初石油開發專家童憲章在生產上提出與領導不同的意見，時逢“肅反”運動被說成是“搞技術破壞”，受到審查，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一次次地抄童憲章的家。陳賁在老君廟曾與童憲章同居一室，深知童憲章的為人，便挺身而出阻止保衛幹部的抄家行為。童憲章的問題最後不了了之，而六年後這竟又成了陳賁的罪狀。
凡是熟悉陳賁的人，對陳賁被打成“右派”均感到始料不及，因為大家都知道石油工業前領導人當時任石油部副部長，與陳賁同是清華地學系的同學，1957年春天倆人還結伴到克拉瑪依視察工作，無論如何也不會忍看陳賁落下深淵。命運就是以這樣的逆向選擇在生活中展現它的殘酷，恰恰是同學之誼，使陳賁在動盪的政治大氣候中處於失利的境地。
陳賁1934年考入清華地學系，曾任中科院主席團執行主席的武衡與他同班，那位已謝世的前石油工業領導人晚陳賁兩年入地學系學習。陳賁與這位低年級同學共同參加了清華“一二·九”學生運動。一年後，倆人又分別進入解放區參加抗日活動，但陳賁不久又到昆明繼續學習，而那位同學則成為了職業革命者。
新中國成立後，陳賁成為石油工業的技術領導，那位同學成為石油工業的主要領導人。兩個革命戰友加同學走到一起，攜手共進，相得益彰，真可謂新中國石油工業的幸事。最初的幾年，倆人確實合作得極為愉快。陳賁的妻子黃佩文給我看過的照片中，有許多是他們二人共同在野外考察的鏡頭。
人的行為在多數情況下，是由人的經歷所決定的。陳賁的那位同學畢竟是在革命熔爐中錘鍊了十多年的政治工作者，在政治舞臺上老練而高超，而陳賁雖然在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卻一直未脫離技術崗位，靈魂仍蜷曲在書生的蝸殼內。那位同學在盧溝橋的炮聲中，只讀了一年地學系便放棄了學業，如果他只作為政治領導，本無可非議，而他卻還要做技術的內行。這樣問題就出來了，由於學識上的不足，就不可避免地與地質學家陳賁在技術上發生矛盾，再加上陳賁不諳世故的書生氣和耿直、倔強的性格，與那位同學的友情便漸漸產生了裂痕。於是，那位同學政治工作者的一面開始發生作用了，當有人反對他的時候，那怕是非政治原因，他也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技術專家，而看作是黨的化身，陳賁與他個人在技術上的爭執也就成了黨與反黨的鬥爭。
我研究了陳賁這位同學的生平，應該說他是一個懷有極高愛國主義激情的人，為了新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作了畢生的努力。但是，他無法超越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