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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段歷史終究沒有結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就不能不被附之各種說法。“脫黨”便是其中之一,直至文化大革命成為一種與“叛黨”相似的罪行。黨支部的所有成員受盡了迫害;陳賁1957年被錯劃為“極右派”,文革時更是在劫難逃,含冤死在了青海冷湖。
逃過文革劫難的幾位老人,望著鏡中的白髮,才意識到,洗去身上的屈辱,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僅是個人和家庭的事情,而且是維護黨的榮譽,維護黨領導工人運動歷史的大事。
他們像40年前一樣,開始了再次“找黨”。在中央組織部及地方黨委的幫助下,歷盡周折,找到了孫友民,趙振雄。孫友民現名孫作賓,解放後任甘肅省委書記;趙振雄現名為王實先,解放後任江西省副省長。經他們證明,老君廟地下黨支部成員的黨籍全部得到了承認。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老君廟地下黨支部”的謎底,既沒有電影《創業》中刻畫的叛徒,也沒有驚天的偉業,但卻映像出中國共產黨人在困苦的環境中,堅定信仰,不屈不撓的精神。
可就在謎底揭開之日,又使人產生出另一個謎:這段極為重要的石油工業史實是八十年代中期確認下來的,可為什麼以抓思想教育著稱的石油系統卻幾乎無人知曉呢?這難道不是石油工人最好的傳統教育教材嗎?我在石油工業黨的基層宣傳部門工作了七年,深諳石油系統思想教育的方法,遇到這樣一個石油系統內的革命歷史史實,是無論如何也要“大張旗鼓”地宣傳的,可為什麼卻出現了“偃旗息鼓”的局面呢?最起碼陳賁作為新中國石油工業的第一任總地質師,又有這樣資深的革命經歷,是可以作為“紅色石油專家”進行宣傳的。
1994年夏,我在中國石油報的幫助下將這段歷史寫成一篇題為《歲寒松柏葉長青》的文章,在報上連載。文章發表後,石油老人紛紛給我來信來電話,情見乎辭,感謝我為石油工業作了件大好事。這雖很使我愧然,但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由此在與石油界人士的交往中,便不斷聽到了幫助我解開新謎的肺腑之言。
只是謎底實在讓我愕然——
這段歷史被“殺封”的原因,只因為陳賁的存在。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右派”陳賁
玉門石油老人每每向我提起陳賁,總要叨唸他的成就和人品。他是新中國誕生之初,最令玉門油人驕傲的人物,作為新中國第一任石油總地質師和“陸相生油”理論的奠基者之一,不但才華和成就令如今在世的石油專家無人可與他作伯仲之爭,就是地位和影響,在當時也是老玉門人中最高的。他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部油田總體開發方案和油區鑽探設計方案,僅此一點,便足見他對中國石油工業的貢獻。
陳賁不同他的前輩、地質部的老總謝家榮,他是位共產主義戰士,但在對待科學的真誠上,他們又驚人地相似。書卷氣籠罩了他們的軀體,本能地拒絕官場宦海,自認為新社會已是大同的境界,而將心身全部投入到科學與建設中去。謝家榮被打成“右派”時,還有點預感,而陳賁身陷絕谷,則如登臨險峰開懷暢吟之時,被人猛擊一掌滾落崖底的一般,事先竟無絲毫察覺。
1958年春,“反右”鬥爭已進入尾聲,石油部仍沒有大的舉動。一般的群眾以為運動也就這樣完結了,陳賁也是這樣認為的。在1957年夏天,“反右”鬥爭開始時,書呆子陳賁沒嗅到一點火藥味,到了秋天竟又跑到外地去落實上半年召開的“全國石油地質勘探工作會議”精神,回來後,又閉門分析全國石油勘探工作的現狀,然後寫了一份“對現行的計劃任務辦法的意見及修改建議”的材料,呈報石油部黨組。這份材料處處閃現著科學家的坦誠和對石油工業的執著,雖然沒有一句表示忠誠的話語,卻充滿了對黨對新中國建設的愛。他萬萬沒有想到一張巨網大開著,正等著他的遊入。那份呈送材料只幾天功夫便成了“惡毒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義義”的大毒草,陳賁也隨著成了石油部“反右”運動中的眾矢之的。
陳賁的“首惡”是向黨奪權,原由是:陳賁提出石油的勘探要以尋找儲量為目的,因此應以儲量作為完成國家計劃的指標,而當時石油工業的個別領導則堅持勘探以進尺作為完成國家計劃的指標。陳賁說,如果勘探不是為解決石油儲量的問題,那麼勘探還有什麼意義呢?書生陳賁對石油太痴情,他就沒有想到勘探以進尺為指標,不但好計算,好管理,而且進度快,見效大,自然也好報功。
多少年來,我們的石油鑽井工人都是在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