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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觸發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次級貸款危機的爆發，如今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政治上也開始左轉，甚至共和黨的選民也開始懷疑自由貿易的理念。這些都已經不是中國經濟的遠慮，而正在成為近憂。
中國的經濟要保持長盛不衰，就必須儘早擺脫低薪模式，建立以國民收入增長為核心的發展目標。看看日本戰後經濟起飛的經驗就明白，日本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戰後經濟恢復才十幾年的時候，就提出“國民所得倍增”的計劃，並提前實現，走上高薪、高福利、高附加值的發展道路。中國經濟起飛已經四分之一世紀，高薪的影子還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系統也沒有建立。低薪可以幫助我們脫貧，卻不能使我們致富。脫貧之後，只有高薪才能維持長期的高發展。
市場經濟需要文化的滋養
多少年來，我一直不斷闡述一個觀念：中國經濟要長期穩定地發展，就必須走高薪的路，使勞動者從經濟增長中得到公正的回報。這不僅是一個社會公平問題，也是經濟效率問題。真正的市場經濟，能夠創造一個高薪社會。
這一觀念，一直被主流經濟學家們所不齒。在他們看來，勞動力成本低，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高薪取消了這樣的優勢，中國還怎麼競爭？再說，低薪是市場決定的；強調高薪，等於主張計劃經濟中的國家干預。
我對這兩點的回答很簡單：所謂勞動力價格的競爭優勢，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企業的照顧。這種照顧一開始有合理之處，但長期照顧下來，就慣壞了企業。這就好像美國教育制度中的種族平權政策：黑人因為長期受種族歧視，成為弱勢種族；於是上大學的錄取分數比別的種族低。亞裔因為學術表現好，申請同樣的大學，分數甚至要比白人學生還高很多，否則想也別想。表面上看，在這一教育競爭中，黑人有低分優勢，亞裔則有高分劣勢，或者說是受了歧視。但這種制度實行時間過長，就造成了一個結果：許多黑人覺得自己天生就該以比別人低一截的分數進大學，因而放鬆學業；亞裔則從小就知道：我要是和別人學得一樣好，或者僅好那麼一點，就別想有別人的機會，於是非常勤奮。最後，亞裔成了最成功的學生，黑人則幾十年還是翻不了身。怪不得一些黑人保守主義者帶頭要求取消種族平權，讓黑人和其他族裔在一個分數線上競爭。否則他們永遠翻不了身。
企業其實也是一樣。中國的老闆和美國的老闆在全球化經濟中進行經營有兩道“分數線”：中國老闆給職工一個月一千塊就可以；美國的老闆則必須給三千美元，也就是兩萬多人民幣，還外加一大堆福利。這樣在成本上，中國老闆當然可以高枕無憂了。於是，他們完全可以不思進取，靠著低勞動力成本競爭。美國老闆就不同。他們面臨的分數線太高，要像中國老闆那樣做早被淘汰了。這就逼著他們開發節省人力的新技術、精簡最佳化組織和管理、加速產業升級、提高產品的附加值。結果怎麼樣呢？美國人工資越來越高，其製造業不斷被中國“擊敗”。但是，人家的經濟照樣持續增長，失業率還不到5％。中國確實有著空前的經濟繁榮；但經濟起飛已經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所能做的主要還是給人家縫襯衫、做玩具而已。為什麼？因為中國的企業靠著在勞動力成本上的低“錄取分數線”進入了全球經濟，能夠維持著低水平的經營和技術水準而不被淘汰；美國企業則是必須達到高“錄取分數線”才進得去，嚴格地進行優勝劣汰。
另外，把高薪經濟和計劃經濟聯絡起來則更是無稽之談。看看高薪的發達國家，哪個是計劃經濟？這些國家的歷史表明，高薪往往來源於社會文化中的自發因素，並把這些因素轉化成市場經濟的重要動力。以美國為例。美國工人的工資高，當然受“新政”以來政府的一系列社會政策的影響。但是，美國工人的工資並非是“新政”以後才高起來的，而是在內戰前甚至殖民地時代就高過歐洲。有幾個社會文化的動力推高了工人的工資。比如，美國一直有著“生產者主義”的意識形態，即認為創造社會財富的主力是生產者，而非資本的擁有者。另外，“共和主義”也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即認為共和體制的基礎是自立的公民。當一個勞動者無法得到能使他在經濟上充分自立的報酬，或者他為了這一報酬必須超長時間地工作，乃至無法參與社會其他面向的活動時，他就走向了被奴役的道路。自立的公民被奴役，共和體制就有了生存危機。所以，一個老闆不管怎樣在市場上競爭，他必須給工人足夠的工資，使其足以在經濟上自立和發展，並且不能以超長的工時佔據工人作為和老闆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