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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自主的個人的時間（這包括享受家庭生活，參加各種社群、宗教和政治活動的時間）。一個老闆不給工人這樣的待遇，就是不仁，就會為社會所唾棄。在這種市場經濟中，企業在工資方面的“分數線”一直相當高。
歷史證明，這種社會文化的力量，看上去和市場對立甚至衝突，實際上則不僅沒有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反而在關鍵時刻捍衛了市場經濟。在十九、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思潮席捲全球，計劃經濟成為大潮流，但在美國則一直無法成勢。這種“美國例外”的關鍵原因，恐怕還是在於上述這些社會文化力量自行遏制了市場執行所釋放出來的負面力量，大致解決了社會公平的問題，不需要用計劃經濟的方式來對市場進行修正。
中國的市場經濟要在未來長盛不衰地發展，就必須培植類似的社會文化基因。這包括個人的道德情操、鄰里之間的友愛、對他人的責任和同情等等。產權固然是市場經濟的核心，但僅有產權還遠遠不夠。把市場經濟簡單地化約為產權，是對市場經濟的庸俗化。歐洲以伯克為代表的保守主義一直認為：健康的政治體制應該從社會的傳統和習俗中自發生成。其實，市場體制又何嘗不是如此！一個抽象的制度離開滋養它的文化和習俗，就成了無本之木，當然也就無法根深葉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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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茅於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1）
——兼論自由與平等
我和茅於軾的辯論，雖然在紙媒上基本不容討論，但是，無論是在網路上，還是在人們的私下議論中，都是個重要的主題。這一題目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認的。最近在“天涯”上讀到鄺海炎先生的文章《自由主義者的“政治成熟”》，提及徐友漁先生對我和茅於軾辯論的看法：“他認為，這次的爭論起因是茅於軾的文章標題和內容出現了矛盾，從內容上看，他的觀點與薛湧應該是一致的，只是標題確實有問題，‘既要為富人說話，也要為窮人說話’，而薛湧呢，他只是把茅老的文章標題做了無限的誇張，有炒作之嫌，其實媒體也不應該重視這場爭論。”鄺文另外還提到“楊奎松卻撰文詳細考察了‘1949年前後黨政官員收入分配製度從比較平均的供給制，轉向差距較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的歷史經過。然後概述徐的觀點：“事實上，楊奎松的研究也可以用來回答薛湧，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擴大到驚人的程度，但造成這種分配不公的深層原因恰恰是延續至今的特權制度。官員和壟斷部門利用手中的特權，謀取了無數社會財富；凡有權力者家人親友都大撈好處，貪腐也愈演愈烈。”
讀到這些，我感到應該對徐友漁做出回應。因為他的話不僅是代表他個人的看法，而且反映著中國左右兩派知識分子共同的思想預設。這種思想預設是：自由和平等有著本質的衝突。自由必然帶來和加劇貧富分化。茅於軾要保護富人，實際上是想保護自由，即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在新左派中，甘陽也提出改革前三十年的傳統是平等，改革的傳統則是自由，兩者應該結合。
這其實是我要批判的一個深層原則。我批評茅於軾，也絕不是立足於一個標題。茅文的標題，根本不可能像徐先生想當然的那樣改成“既要為富人說話，也要為窮人說話”，因為那樣只能是說廢話。茅老至少比徐先生老實，承認自己有側重。比如，他在另外一篇題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的文章中，曾經講過下面一段話，同樣被我拿出來批判，卻一直被人們所忽視：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不同，前者是*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為人與人不同，能力有大小，運氣有好壞。後者是經濟的平等，它必然有*的不平等做後盾，只有強制性地壓制優秀分子才能做到經濟上的平等。”
這段話不僅把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對立起來，把兩者說成是反比的“必然”關係。我希望自由派都來面對這段話，看看你們怎樣為之辯護。我先後寫過兩篇文章，都是以具體的資料為基礎對之進行駁斥。一篇引用了聯合國的基尼係數，指出世界所有*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即西方國家，貧富分化度都低於中國。中國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30幾個國家之一。而這30幾個國家，基本都是非洲那些戰亂不止、*不堪的窮國，以及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國家，還有就是尼泊爾這樣貧困和*的角落。如果你拿世界各國基尼係數的排行表對一下，大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平等的國家、政治自由的國家、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大體上經濟比較平等。而那些*不平等的國家、政治不自由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