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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思索著治理的辦法。白天與幕僚們反覆商討，夜晚又一個人在書房裡獨自考慮。曾國藩認為，造成鹽務這樣混亂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出在吏治不嚴上。不管是恢復陶澍的改革，還是進一步的整頓鹽務，首先都要整飭吏治。而整飭吏治既必須打擊那些民憤極大的貪官汙吏，又要制定新的鹽務章程。現在官場中清正有為的人太少，貪劣昏庸者到處皆是。曾國藩想起了上個月處理的一樁小事。
一天，江寧藩司送來一份稟報。報告說二月十四日上元縣糧船三艘在距江寧江面三十里處遇大風傾翻，九萬斤糧食全部沉入江底，請免予追究押運人某某的責任。上元縣令說稟報屬實，江寧藩司也照此批覆：”此事屬實，同意免予追究。”曾國藩想，風掀翻糧船，這場風就一定很大，在他的記憶中，二月中旬沒有刮過這樣的風。查當天日記，果然無風雨記載。曾國藩斷定此中有詐，把上元縣和江寧藩司找來訓斥一頓，令他們仔細查訪。後來查實，九萬斤糧食根本沒有沉江，全部私分了，縣丞分得一萬斤。縣令胡塗，聽信了縣丞的話，藩司也不調查，就徑直批了。曾國藩記得，道光三十年他曾上疏，指出官場的現狀是京官退縮、瑣屑，外官敷衍、顢頇，想不到時隔十五年，吏治更壞了，外官除敷衍、顢頇外，還要加四個字：貪劣、卑汙。
曾國藩將章程的制定委託給黃廷瓚去辦，叮囑他多多吸取陶澍當年行之有效的經驗。至於懲治貪官一事，他要親自主持。將幕僚們稟報的典型例子作了排比後，他決定先把海州運判裕祺抓起來。
裕祺是個蒙古人，捐納出身，在海州分司做了八年的運判。此人完全置國法於不顧，凡能謀財之路，他一條都不放過，僅僅八年，便在海州鹽務中撈取了六七十萬兩銀子。裕祺有一絕招，為其它鹽官所不及。每年開春時，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滯銷為由，壓低食鹽收購價，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湊集三四萬兩銀子給他，千求萬求，他才再出一張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憐恤灶丁為由，將鹽價恢復過來。就這樣前後兩張告示，幾萬兩銀子便入了他的腰包。引商、池商無不對他恨之入骨。他是科爾沁左翼後旗人，與僧格林沁有點瓜葛關係，便自稱僧王是他的表哥。僧王是當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豈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們雖不清楚他的底細，見他說得有根有葉，哪個不怕他三分！便都乖乖地聽任他的盤剝。
今年他故技重演。池商們早已作好準備，湊了三萬兩銀子給他，他不收，無奈又加一萬，他仍不收。原來，裕祺看中了一個池商以八千兩銀子從南洋帶回來的一串真琪楠朝珠。這掛朝珠以碧犀翡翠為配件，膩軟如泥，潤不留手，香聞半里之外。裕祺的僕人將這個訊息透露後，池商們只好又湊集八千兩銀子買下這串朝珠送給他。他這才貼出第二張告示：鹽價照舊。
曾國藩想，裕祺貪婪如虎，就是殺頭亦不過分，先懲辦他不會錯；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麼親戚，抬出僧王來作威脅。曾國藩早就與僧格林沁結下了無名積怨，還正好可藉此敲一敲這個自以為不可一世的親王哩！
曾國藩先派薛福成悄悄地到海州去，將情況查實，要他聯絡幾個池商，以他們的名義寫一份狀子告上來。海州池商們聽說曾大人要整裕祺，個個踴躍，將裕祺的罪行統統揭了出來。年少氣盛的薛福成對這個貪官恨不得食肉寢皮，他把平生做文章的本事都拿出來，花了三天三夜，紮紮實實地寫了一份狀子。曾國藩看了這份狀子後，立即派巡捕拿了令牌前去海州，將裕祺拘捕歸案。又派彭壽頤暫署海州運判，清查海州分司歷年賬目，把裕祺貪汙數目查清後再抄家。
當彭壽頤和督署巡捕來到海州，宣佈兩江總督的命令，鎖拿裕祺，查封裕公館時，海州鹽場無論引商、池商、灶丁以及附近百姓無不拍手稱快。這件事很快傳遍兩江三省，官場為之一震。
裕祺事先毫無準備，臨上路時，把弟弟裕祥叫到一邊，暗中吩咐：不惜耗費巨資，也要設法打贏這場官司，萬不得已的時候，將他平日所記的另一本賬拿出來，進京找僧王府，請僧王出面，與曾國藩見個高低。
裕祺押到江寧後，曾國藩親自審訊了一次。裕祺不承認他有受賄貪汙的事，至於壓價復價，原是為了打擊池商的囂張氣焰，逼他們出血，而這筆款子全部用在浚通運河、修繕鹽場上去了，他並沒有貪汙。曾國藩不與他爭辯，將他暫且拘押起來，等彭壽頤清查後的結果再說。
與此同時，裕祺的弟弟裕祥也在緊張地活動。裕祥首先打點了一包珍寶，來到揚州找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忠廉，求他在曾國藩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