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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糾正各種極端行為，強調不能混淆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緊接著由於1959年初全國普遍出現的糧荒，老人家又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專列上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第二次鄭州會議），明確提出人民公社內部財產實行三級所有，核算以隊為基礎。當時公社內部的三級是社、生產大隊（管理區）、生產隊（後來的生產大隊規模上相當於高階社），很快又進一步明確“隊為基礎”的“隊”就是生產隊。同時也提出當時的生產小隊(後來的生產隊規模相當於初級社)的部分所有制。很明顯這時候就集體化的規模而言已經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到了高階社。後來在三年困難時期的1962年，又透過擴大的中央全會也就是七千人大會，進一步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縮小到原來的生產小隊（這時候已稱生產隊規模相當於初級社）。也就是說，從1962年初開始，集體化的規模已經退到了初級社了，這時候的人民公社其實已經名存實亡，越來越成為一級行政機構了。儘管不斷縮小基本核算單位的規模，對農村的生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卻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村的問題。而使中國農村從根本上擺脫困境的是回到單幹，也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包產到戶”。很明顯，中國農村的問題的根源在於集體化，人民公社只是集體化的一個階段，其破壞作用說到底不過是使矛盾更加激化、問題更加突出、故障更加擴大。
三
按著人們原來的設想，集體化應該能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迅速改變中國農村落後面貌，如老人家所說：“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但事與願違，集體化反而使農村陷入了長期的貧困，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集體化違背了廣大農民的意願。1951年，老人家在主持起草《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時，曾派人徵求熟悉農民的作家趙樹理的意見，趙樹理說，現在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受趙樹理意見的影響，《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中就有了兩種積極性的說法：“農民在土地改革基礎上所發揚起來的生產積極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是勞動互助的積極性。”當時這兩種積極性都是客觀存在，這兩種積極性是不是很矛盾呢？其實這兩種積極性未必一定相互排斥。解放初期，由於連年的戰亂，農業的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特別是大牲畜和農具的缺乏，許多貧困農民家庭已經沒有能力獨立完成田間作業，需要靠相互間的互助合作來彌補個體勞動的不足，特別是那種臨時性、季節性的簡單勞動互助，在貧困農民中更是廣泛存在。問題是對這樣的勞動互助的積極性怎樣認識，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這只是為彌補個體勞動的不足而採取的過渡性措施，我們也就知道這樣的勞動互助將隨著生產的逐漸恢復而完成歷史使命。而如果我們把為彌補個體勞動的不足的勞動互助誤認為是搞集體化的積極性，當然就會引發一系列的錯誤判斷。在合作化運動之初曾引起一場爭論並對集體化具有至關重要作用的山西省委的那份報告就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央寫了一份報告，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報告指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報告提出：“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後退。”報告的結論是：“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一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的趨勢。”1
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國家陷入最困難時期，為了渡過困難，一些困難最嚴重的地方把地暫時分給個人，確保上繳後誰種誰得，收效十分顯著。這也就是最早的“包產到戶”，時間雖然很短暫，但卻給那些地方的幹部和人民群眾留下了深刻的記憶。1962年三月老人家派他的秘書田家英組織調查組到湖南自己的家鄉湘潭韶山等地進行調查研究，瞭解農村和農業的情況。田家英在調查中遇到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情況，一些地方的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他逐漸萌生了用“包產到戶”渡過暫時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