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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出人意料的是，黨的七屆六中全會結束不到兩個月，到1955年12月下旬，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就由3千8百多萬戶一下子發展到7千5百多萬戶，從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猛增到百分之六十三點三。到1956年底，全國已有百分之九十六的農戶入社，加入高階社的農戶也高達百分之八十七，比原計劃提前十多年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這表面上的勝利使老人家和上上下下黨的許多領導幹部頭腦更加發熱了。1958年在***的熱潮中，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各地很快開始試辦了一些千戶以上的大社。
1958年4月下旬，老人家、liushaoqi在廣州期間，和陸定一談到幾十年後中國社會的情景時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託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他們這些“烏托邦”式的設想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期間，經過一些人在發言中被引用而傳播開來，到了六月間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試辦這樣的公社了。老人家對試辦中的公社採取積極扶植的態度，八月初老人家在視察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時，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點頭稱讚：“人民公社名字好。”接著在山東視察時，當省委書記譚啟龍彙報說歷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老人家說：“不要搞農場，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和**合一了，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於是，“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傳遍了全中國。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經政治局擴大會議透過，於是，在中國農村很快出現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其勢遠遠超過當年的合作化運動。到九月底，全國已經成立了2萬3千多個人民公社，百分之九十的農戶入了社。
二
從1951年冬老人家主持制定第一個農業互助合作決議，到1956年底完成合作化，用了五年時間。如果把合作化運動分為兩個階段，1951年底到1955年上半年為第一階段，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為第二階段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階段，主要是發展互助組和初級社。初級社的規模不大，一般為二三十戶，還儲存著半私有制，實行入股分紅。在很多人看來，如果在初級社的基礎上，隨著生產力的逐步提高，生產的逐步發展，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堅持穩步發展、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有先有後地實現合作化的方針，中國農村的發展將會是另一種情況，也就可以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他們進而認為，即使合作化的第二階段過急過快，但合作化運動總的說來是應當肯定的。那麼深刻的社會變革，沒有引起社會震盪，沒有出現老人家所擔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相反，糧食連年有所增產。組織起來辦了許多單家獨戶的個體農民辦不了的事，在抗禦自然災害中顯示了力量，特別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所取得的成果，為以後的農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他們認為，給中國農村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只是後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
可以肯定的說，這樣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從我們對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回顧中我們能夠看到，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合作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們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就是走集體化的道路。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的主要區別是規模，如果認為我國農村的問題僅僅是出在人民公社的規模大上，那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儘管人民公社從1958年誕生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撤銷，名義上存在了三十餘年，但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公社存在的時間是相當短暫的。
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1958年9月一哄而起的，最初的幾個月，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導下大刮共產風，有很多地方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也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異想天開。例如，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了全縣範圍的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了全縣的全民所有制。河南省也把新鄉地區的修武縣樹立為一縣一社的典型，山東範縣則提出“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有些地方把所有個人財產和個人債務都共了產，有些地方提出取消貨幣實行供給制，個別地方甚至要拆散家庭。由於造成種種的社會問題，老人家和黨中央從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連續召開鄭州會議（部分中央領導、大區負責人、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武漢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