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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紀》卷19，“論曰”。]
毫無疑問，秦高帝最後的成功和“天命”沒有任何關係，匡恩宣稱東秦\/秦高帝獲得“天命”，一方面是為了得到秦高帝的認可和贊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宣傳東秦王朝的正統。匡恩這種認為王朝有所謂“天命”存在的錯誤觀點，顯然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史觀，這樣的錯誤史觀其實在盛梁時期成書的《舊梁書》中和早於《舊梁書》而在當時的北方十三國之一的虢國統治下成書的《溫書》中都有所體現：
嗚呼，自太祖開建國朝，至於洛京陷乎胡狄，前後四君，歲有六紀，其興衰之道，理何在焉？昔太祖武皇帝地非權貴，業不世積，逢文末天下騷亂，會四海逐鹿紛爭，乃以聖武之姿，膺天命之寄，順民樂推，奮劍起義。[（梁）常湛撰，（東秦）明思寧注：《舊梁書》卷33，“嗚呼”二。]
嗚呼，古人云：“天下寄望，雖謙而不宜辭。”（注曰：語出《同書》）信矣！夫當洛京傾覆之時，區夏陸沉之際，四海惶恐，天下震愕，中宗以迭代之弘德，累世之積威，江表歸以眾望，海內期以重光，挽狂瀾於即倒之任，扶大廈於將傾之責，舍中宗而誰寄！故建鄴文武，甘心尊奉；吳楚士民，誠衷樂推，遂膺天命以稱帝，順人心而登宸，續國朝於建鄴，保宗廟於江左。[（梁）常湛撰，（東秦）明思寧注：《舊梁書》卷34，“嗚呼”二。]
評曰：耿松守縣純於劉氏，耿榮持誠節於梁朝，雖未諳天時之誰有，不識符歷之將移，然考其志情，諒可謂忠烈焉！海內至今稱忠，必推松、榮者，良有以也。耿封膺父業於危難之際，耿栴踵兄事乎禍擾之秋，並窮心竭力，竟之以死，使梁河北之郡守皆如是兄妹，侯多氏何以取洛陽邪？耿嶠繼累世之基，處環危之境，知梁運之已絕，明溫德之將盛，遂迎王師而臣明武，可謂曉天命矣！耿芸念皇朝之積恩，謂宗族俟時而報憾；耿棕憶乃兄之舊言，因世德拔劍而成忠，論其意烈，非虧先祖；計其志純，不遜往宗。至於耿勵續數代之美名，承罔替之職封，叛將才次，城門即開，乖世人之稱，貽有識之恥，恨哉。[（虢）司馬純等撰，（東秦）郜棠注補：《溫書》卷30《漁陽耿氏列傳》。溫王朝史臣還曾透過書寫其統治者出生時的“異象”來宣揚其“天命正統”，參見張仕一：《“白光”與“玄鳳”——溫王朝的“異象”與德運》，《藍文劍與洛陽城——溫王朝政治史研究論文集》，第31-36頁。]
評曰：大溫之享祚，前後九主（注：……），始末八帝（注：……），凡百有三十年……然靈符已去，運數難回，卒以金入水者（注：虢謂溫以金德生其水德），蓋天命所歸也。（注：此“評”乃虢臣妄言天命，不可信矣！）[（虢）司馬純等撰，（東秦）郜棠注補：《溫書》卷10《順帝本紀》。]
而成書於西秦初年的《前秦書》同樣如此：
天佑皇秦，烈宗武昭帝仗劍而起，鳩合王師，掃蕩勍胡，鞭撻兇虜，於是澄清半壁，救危皇朝。而今上大聖皇帝承先皇遺業，踐阼西京，君臨寰宇，蒙續天命，若非皇秦氣數未盡，焉能再興邪？蓋皇秦萬世，宗廟永存，乃符運之所歸，寔乾坤之降命矣！[（西秦）楊聆撰，（西秦）都雲令注：《前秦書》卷70《史家志》。關於楊聆對“天命論”的運用，筆者曾有所提及，參見張仕一：《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第一輯），第76-77頁。]
結合上述所引諸部史書的內容，似乎《續梁紀》對東秦“天命”的宣揚也屬常見的行為，這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似乎並不算什麼倒退，然而，我們要注意到的是，在《續梁紀》成書前不算久而成書且能為匡恩所見的《盛梁紀》，卻並不持有這樣的觀點。《盛梁紀》：
論曰：餘聞昔人今士，或以昭宗統王師而討寇，常逢大敗，跨馬奔遁者數，故謂之“常敗天子”。然則昭宗何以常敗而竟十年之內，近旬之間……基中興之業乎？或謂昭宗所以常敗而卒立其大業者，以天命在梁，符運屬木，故雖敗而再興，已折而復振，餘不以為然。天命、符運者，術士卜客挾其詭道，鼓其迷說，所以上蒙至尊，下惑士民也，餘素不為取信。如是，則昭宗何以常敗而立業邪……以是知昭宗所以常敗而立業者，其以德也！[（梁）魏斯：《盛梁紀》卷15，（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5，“論曰”。]
面對當時盛行的“天命論”的觀點，《盛梁紀》的作者魏斯對其進行了批判，認為“天命、符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