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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來者所輕。而梁明宗景熙年間，御史中郎魏斯嘗私撰《盛梁紀》，敘世祖、威宗、靈帝、昭宗、中祖五帝事，其秉筆直書，詞雅論美，遂流傳於坊間，漸代《續梁典》，至今朝野士人，多有其本，臣亦數閱其文，頗喜而善之。[（東秦）匡恩：《續梁紀》卷5，（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20，“序曰”。]
由上可知，“詞雅論美”，是《盛梁紀》得以在坊間受到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足見梁人對史論的重視。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秦初的匡恩進一步推進著史論的發展。綜觀《續梁紀》的四段“論曰”，除了《廢帝》一卷最後的“論曰”顯然是在為秦朝做美化之事外，其他三篇“論曰”都在對相關皇帝進行評價之後，都對一些相關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思考，這些問題往往是關係到上層統治的重要問題，而匡恩也往往能夠對這些重要問題進行思考，並進而闡述自己的對於這些重要問題的觀點與主張。如在《續梁紀》第一卷最後的“論曰”中，匡恩對悼帝為何不能發揚光大梁中祖的事業的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這和梁悼帝在身為太子之時缺乏功名有重要的關係，最後透過對梁中祖“未嘗樹功名於少陽”的批評和發出“人謂太子為國本，其豈誇喻邪”的感嘆，表明其主張應該重視太子培養。[（東秦）匡恩：《續梁紀》卷1，（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6，“論曰”。]又如《續梁紀》第二卷最後的“論曰”中，匡恩對蜀、涼二王何以反叛的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這和二王的權力過大有關，從而主張君主分封諸侯應該“慮防其逆意，不合使之專方雲”。[（東秦）匡恩：《續梁紀》卷2，（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7，“論曰”。]再如《續梁紀》第三卷最後的“論曰”中，匡恩對為何明宗剛剛去世，洛陽宮廷中就發生了激烈鬥爭的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這和明宗沒有確立太子有關，從而主張應該重視太子的安穩。[（東秦）匡恩：《續梁紀》卷3，（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8，“論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匡恩也非常重視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思辨性評論與分析，匡恩的史識水平也在其史論中的思考之中得到了反映。並且，對比《盛梁紀》和《續梁紀》，我們明顯能夠看到《續梁紀》的史論更加抽象化與思辨化。《盛梁紀》的史論共五段，其在第四卷、第六卷和第九卷中分別對梁世祖、梁威宗、梁靈帝進行了評論，但其內容基本只是對三位皇帝的功過進行評判，並未涉及到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進一步思考。[（梁）魏斯：《盛梁紀》卷4，（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4，“論曰”；（梁）魏斯：《盛梁紀》卷6，（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6，“論曰”；（梁）魏斯：《盛梁紀》卷9，（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9，“論曰”。]在第十二卷和第十五卷的史評中，魏斯雖然分別對梁昭宗被稱為“常敗天子”、梁中祖被稱為“寡情皇帝”而最終仍能建立功業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梁）魏斯：《盛梁紀》卷12，（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2，“論曰”；（梁）魏斯：《盛梁紀》卷15，（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5，“論曰”。]但明顯可以看到，魏斯的思考仍然是針對梁昭宗與梁中祖兩位皇帝本身，其分析僅僅側重於探討兩位皇帝何以能夠建立功業，並沒有從其思考與分析之中抽象出一些像匡恩那樣具有普遍性的觀點（如應該重視培養太子、要重視對諸侯的防抑、要重視太子位置的安穩等）。綜上，相較於魏斯在《盛梁紀》中的史論，匡恩在《續梁紀》中的史論更加抽象化與思辨化，在這一方面，《續梁紀》明顯有比擬《舊梁書》的水平。因此，如果從對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認識與思考的角度來看，《續梁紀》相關史論的史識相對而言是比較出色的，匡恩的史論在史識方面無疑是一種進步。
但與史識的進步相反的是，相較於《盛梁紀》，匡恩的史觀卻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倒退。在前面，我們提到匡恩的四段“論曰”，前三段都表達了其對一些相關重要問題的觀點和主張，並且這些觀點和主張也比較抽象化和思辨化，但匡恩的第四段即第四卷的“論曰”，卻只就相關問題表達了觀點，沒有相關的主張，其觀點也沒有什麼抽象化和思辨化的色彩在其中。這個問題是為什麼梁末亂世最後是由秦高帝終結的，匡恩的回答非常諂媚：“蓋符歷歸秦，天時此眷；雍益富強，地利在我，加之以今上稟雄略而懷仁德，士民樂從，賢俊期效，人和亦其所有，故而終為天下之主，其誠有以也！”[（東秦）匡恩：《續梁紀》卷4，（東秦）匡恩編理：《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