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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孝行，守墳，有獸來犯，恩不去，獸竟不害之而走，人以為孝感所至。開陽八年，舉孝廉，為本縣典庫。累遷高唐令，以政績第一，徵為司空主簿。後高帝以太子為國本，宜選德行輔遊，以恩既以孝著，為人剛介不回，遂擢拜太子中庶子，事太子於東宮。太子討鮮卑，恩從之。太子折戟，恩為鮮卑所禽，鮮卑欲降之，恩曰：“我是皇朝國本之僚友，儲貳之佐吏，豈有翻事賊虜之理？”竟不食而死。
……
初，太子久在春宮，未嘗歷經戎馬，然以鮮卑餘燼，王師摧之必若探囊，故特易此戰……於是全軍潰北，死者十五六，屍骨填壑，湧血盈山，太子中庶子薛安、太子中舍人趙拓皆死之，豫州牧韓豐、太子中庶子匡恩為鮮卑所得，太子賴其衛卒，僅而得免。[（東秦）河東太守撰，（西秦）張樂校：《開昌實錄》捲上。按張樂所言，匡恩的籍貫，離石本《開昌實錄》“平原”作“五原”，張樂已述離石本之訛，參（東秦）河東太守撰，（西秦）張樂校：《開昌實錄》卷下。]
結合《開昌實錄》的記載，我們對匡恩的情況有了更多的瞭解。匡恩為平原般縣人，年少喪父，性純孝，歷官般縣典庫、高唐令、司空主簿、太子中庶子等，曾為秦高帝廢太子秦序出謀劃策，最後在秦序北征的戰役中被俘而死。
二、史識的進步與史觀的倒退：史學史視角下的《續梁紀》
《續梁紀》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匡恩的唯一傳世作品，其不僅是我們瞭解和研究梁晚期歷史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是能夠反映梁秦史學史發展情況的一部重要的史書。《續梁紀》在前四卷的每一卷末尾，事實上也是每位皇帝去世之後，就會有相關的論述，匡恩的用詞是“論曰”。透過對“論曰”中內容的分析，我們能夠看到匡恩作為一名生活在梁秦之際計程車人的史識與史觀，從而從中觀察梁秦史學史的歷史面貌。
梁秦史學史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顯然是盛梁時期的常湛所作的《舊梁書》。常湛在《舊梁書》中往往透過“嗚呼”來表達其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看法，並表達自己的思考與觀點。相較而言，常湛的“嗚呼”不只侷限於對帝王等重要歷史人物得失的思考，其還涉及到對許多非帝王的歷史人物和一些歷史事件的思考，同時，常湛往往引經據典，借經典中的文字來表達其對歷史的思考與觀點。[關於《舊梁書》的“嗚呼”，筆者擬另行撰文討論。]如果將常湛的“嗚呼”視為史論的話，常湛的史論無疑是比較有思辨性的，其能在認識和評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基礎上，產生對歷史的思考，表達對歷史的觀點，其顯然透過了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本身，更進一步地形成了自身的歷史觀。
常湛能夠在《舊梁書》的史論中展示出自己的獨到見解與深入思考，除了常湛個人的能力與史識之外，還與梁朝史學史的發展脈絡有著密切的聯絡。梁朝史學史發展到盛梁以後時期，時人對史書的史評要求越來越高，人們越來越重視史家對於歷史的思考，更加強調史書的思辨性。
（光泰三年）四月，詔三河知府臣常湛權兼衡室督司，編修國朝史事。世祖之將修史，難其人，尚書檯令召素首薦奉常李淑曰：“奉常李淑，博學知理，閒練故事，可以承其任。”世祖曰：“李淑雖曰博學，而闕明達，使錄事尚可，若責之以評斷衡量，諒非佳筆，卿為我再擇一人。”素又薦司徒長史宣延曰：“長史宣延，通覽文史，能評善辯，可以承其任。”世祖曰：“宣延雖曰能評，而性屈柔，使評往代之事尚可，若使評斷國朝，恐未必敢於直筆。”素遂解帝意，薦三河知府常湛曰：“知府常湛，性豁達而直介，行事多不懼威，或可任此。”世祖曰：“湛雖博學不如李淑，能評不如宣延，然其向來敢言，必能直筆。聖人云：‘王者有典，錄直而勸。’其人可得之矣！”遂詔湛權兼衡室督司以修史。[（梁）魏斯：《盛梁紀》卷1，（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世祖宣皇帝光泰三年四月。]
雖然梁世祖對常湛的評價有“博學不如李淑，能評不如宣延”，似乎常湛並不是當時最擅長史論的人選，但從梁世祖拒絕召素推薦李淑時說“李淑雖曰博學，而闕明達，使錄事尚可，若責之以評斷衡量，諒非佳筆，卿為我再擇一人”可知，梁世祖比較重視史書中的評論。不僅梁世祖，梁朝後期的時人亦十分重視史論：
昔梁世祖嘗敕三河知府常湛作《梁典》，敘太祖龍興至於世祖重光；梁明宗曾使御史大夫鄧慈修《續梁典》，錄世祖中興至於中祖再振。而《梁典》辭雅而實錄，《續梁典》言拙而曲筆，以是《梁典》為後人所重，《續梁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