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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和戰略眼光得到了驗證。
公元538年，大統四年。蘇綽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銜，封爵美陽縣子，食邑三百戶。又加通直散騎常侍，晉封美陽伯，增邑二百戶。
公元541年，大統七年。蘇綽把漢族統治階級的經驗總結為六條，時稱“六條詔書”。這六條分別是：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
蘇綽所制定的“六條詔書”無疑是其政治思想與治國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堪稱西魏治國理政的綱領性文獻，全面涵蓋了西魏政治治理的各個關鍵層面與核心領域，猶如一盞明燈，為西魏在亂世中探索前行的道路指明瞭清晰的方向。
“先治心”位居“六條詔書”之首，蘇綽深刻認識到君主與官員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境界在國家治理程序中所佔據的根本性地位。他強調君主應當率先垂範，以身作則，心懷天下蒼生，以公正無私、廉潔奉公、仁慈寬厚的高尚品德作為治理國家的行為準則。而官員們亦應秉持公心，堅守正道，不為私利所誘惑，忠誠於國家與君主，全心全意地為百姓謀福祉。唯有君主與官員皆能做到內心純正、意誠志堅，方能在治國理政的複雜決策過程中做出正確且明智的抉擇，進而贏得百姓的由衷信任與堅定支援，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
“敦教化”作為重要的一條，蘇綽主張透過廣泛深入的教育活動與文化傳播途徑來移風易俗，全面提升民眾的道德素質與精神境界。他堅信一個國家的真正繁榮昌盛絕非僅僅侷限於物質層面的富足，更在於民眾精神世界的充實與高尚。因此，他大力倡導以儒家的禮儀道德規範作為教育民眾的核心內容，透過不懈努力使民眾深刻理解並自覺踐行尊老愛幼、和睦鄰里、忠誠守信等基本的道德準則。透過在民間大規模地開展教育普及活動，設立鄉學、義學等多元化的教育機構，使得儒家文化如春風化雨般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與角落，從而逐步形成了良好和諧的社會風尚，社會秩序也隨之更加穩定有序，為國家的穩定發展營造了優良的社會環境。
“盡地利”深刻體現了蘇綽對農業生產的高度重視，他將充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視為實現國家富強的關鍵所在。他深入細緻地研究各地的地理環境特徵、土壤條件優劣以及氣候因素變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科學合理的農業發展戰略規劃。積極鼓勵農民採用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大力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與工具，全力提高土地的產出率與利用率。同時，他注重農業與副業的協同發展，倡導農民在農閒時節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從事養殖、紡織等副業生產活動，有效增加了農民的家庭收入來源，促進了農村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發展與繁榮，為西魏農業經濟的全面振興注入了強大動力。
“擢賢良”明確彰顯了蘇綽對人才在國家發展程序中核心地位的深刻認知。他堅決反對任人唯親的腐朽用人作風，極力主張選拔那些德才兼備、具備真才實學且胸懷大志的賢能之士進入官場。為此，他精心構建了一套完善嚴謹的人才選拔機制體系，透過考試選拔、實地考察、廣泛舉薦等多種途徑相結合的方式，全方位、多層次地蒐羅各類人才。對於那些出身低微卻才華出眾的有志之士，他給予了格外的關注與扶持，為他們創造條件、搭建平臺，使其能夠充分施展自身的才華與抱負。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西魏的官僚隊伍迅速充實壯大，呈現出人才濟濟、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嶄新局面，為國家的各項改革創新舉措與建設發展事業提供了堅實有力的人才保障與智力支援。
“恤獄訟”著重強調了司法公正對於一個國家穩定與民心凝聚的至關重要性。蘇綽嚴肅指出司法官員在審理各類案件時必須始終秉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基本原則，嚴格依法依規辦案，堅決杜絕徇私枉法等腐敗行為的發生。他對司法審判程式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規範與完善，建立健全了對司法官員的監督考核機制，確保每一起冤假錯案都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糾正。同時，他還倡導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注重對當事人的人文關懷與尊重，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避免濫用刑罰等現象的出現，使得西魏的司法制度更加人性化、公正化，贏得了廣大百姓的廣泛讚譽與衷心擁護，為國家的法治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均賦役”聚焦於賦稅和徭役的合理分配與管理這一關係到百姓切身利益與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蘇綽深入研究分析西魏的財政收支狀況與百姓的實際經濟承受能力，精心制定了公平合理、科學規範的賦稅制度體系。他主張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產量高低差異以及百姓家庭人口數量等多方面因素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