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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合理確定賦稅額度與徵收標準，有效避免了因貧富差距過大而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與不穩定因素滋生。同時，他對徭役的徵發也進行了嚴格規範與合理安排，儘可能減少對百姓正常生產生活的不利影響，確保百姓在履行國家義務的同時，能夠擁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與家庭生活事務，維護了百姓的基本權益與社會的和諧穩定。
西魏實際上的掌權者宇文泰很重視“六條詔書”，令百官習誦，規定各地郡守令長不通曉六條詔書者不許當官；還開設學校，選拔中下級官吏學習其內容。“六條詔書”成為西魏各級官員施政的綱領和準則，當時西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依據“六條詔書”制定的。“六條詔書”的實施，對西魏政治的整飭及國力的發展起到很大作用。使原來弱於東魏的西魏迅速轉弱為強，從而為承繼西魏的北周統一北方以及隋統一全中國創造了條件。
除了“六條詔書”，蘇綽還草成了《大誥》，痛斥六朝以來的浮華文風，作為範文，西魏作文皆仿其體。他主張恢復古文，反對南朝的駢體文和文壇盛行的浮華豔麗的文風。宇文泰向百官宣示《大誥》，下令“自今文章皆依此體”。這對改變當時的文風乃至世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公元542年，大統八年。蘇綽向宇文泰提出了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府兵制”。“府兵制”最重要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
宇文泰把流入關中地區的六鎮軍人和原在關中的鮮卑諸部人編為六軍。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自備，全國都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次年與東魏作戰，敗於洛陽邙山，損失很大。為了補充和擴大隊伍，以後幾年不斷收編關隴漢人豪族的鄉兵部曲，選任當州豪望為鄉帥。大統十六年前，已建立起八柱國（大將軍）、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又稱二十四軍）的府兵組織系統。八柱國的設定是模仿鮮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其中宇文泰為全軍統帥，魏宗室元欣僅掛虛名，實際分統府兵的只有六柱國，也與周國六軍之制相符。
“府兵制”不僅節省了國家的軍費開支，還保障了經濟農業建設。
此外，蘇綽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那就是“蘇綽定律”。
宇文泰在治國過程中，向蘇綽請教如何治理國家。蘇綽建議使用貪官，並透過反貪來排除異己，以此來鞏固皇權。這種策略被稱為“蘇綽定律”。
“蘇綽定律”的核心思想是透過賦予貪官權力，讓他們用手中的權力去搜刮民脂民膏，從而自肥。這些貪官因為得到了好處，所以會維護皇帝的權力，使統治得以穩固。在貪官得到好處並維護皇帝權力的同時，皇帝也掌握了他們的把柄。當這些貪官表現出不忠誠或有異心時，皇帝就可以以反貪的名義剷除他們，從而消除異己，鞏固權力。透過剷除貪官，皇帝可以向民眾展示自己痛恨貪腐的決心，從而贏得民心。同時，沒收貪官的錢財充實國庫，也可以緩解民眾對貪腐的不滿情緒。
“蘇綽定律”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被後來的帝王廣泛採用，成為一種常見的政治策略。
然而，這種策略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積極方面，“蘇綽定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鞏固皇權和穩定政治局勢。同時，它也揭示了權力與貪婪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如何在權力與貪婪之間找到平衡點。在消極方面，“蘇綽定律”過於依賴貪官來鞏固皇權，這導致了吏治腐敗和社會不穩定等一系列問題。此外，“蘇綽定律”還可能導致權力濫用和道德淪喪等嚴重後果。
公元544年，大統十年。蘇綽加封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蘇綽勤儉樸素，不經營產業，家裡沒有多餘的財產。由於天下尚未平定，常把國家大事當作自己份內的職責。廣泛訪求賢能英傑之士，共同弘揚治國之道。凡是他所推薦提拔的，後來都當了大官。宇文泰也對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彼此之間沒有猜忌。有時宇文泰外出巡遊，便把預先簽字的空白紙張交給蘇綽，如果有急需處理的政事，蘇綽可根據情況決斷，宇文泰回來時，也只是開啟看一下。蘇綽曾說，治國之道，應當像慈父那樣愛惜百姓，像嚴師那樣教育百姓。
蘇綽每次與公卿討論政事，總是從白天直到深夜，無論大事小事，他都十分清楚。因為思勞過度，蘇綽患上了氣疾。
公元546年，大統十二年。蘇綽在任內去世，享年四十九歲。宇文泰聞訊後，慟哭不止，極感哀痛、惋惜。
蘇綽將要下葬時，宇文泰為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