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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傾國來援。
石敬瑭舉兵叛亂後，後唐朝廷迅速反應，派張敬達率五萬大軍氣勢洶洶地攻打晉陽。石敬瑭的軍隊初戰不利，陷入苦戰，晉陽城中人心惶惶。值此生死存亡之際，桑維翰再次展現出非凡的決斷力，他建議石敬瑭堅定降附契丹的決心，並親自奔走聯絡。當得知盧龍節度使趙德鈞也在暗中賄賂耶律德光，妄圖使契丹轉而支援自己稱帝時，石敬瑭驚恐萬分，唯恐契丹倒戈。桑維翰挺身而出，星夜奔赴契丹大營。
在契丹大營中，桑維翰不顧尊嚴，跪於帳前，從清晨直至日暮，涕淚橫飛，向耶律德光力辯援石敬瑭之必要。他言辭懇切，聲淚俱下，向耶律德光描繪出一幅契丹扶持石敬瑭稱帝后，能從後晉獲取無盡財富與利益的美好圖景。《舊五代史·桑維翰列傳》記載：“跪於帳前，自旦之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隨即，耶律德光親率契丹大軍，協助石敬瑭解了晉陽之圍，並一路勢如破竹，幫助石敬瑭建立了後晉。桑維翰的這一舉動，雖然幫助石敬瑭暫時穩固了政權，但也為他留下了千古罵名。
石敬瑭稱帝后，桑維翰因功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不久，楊光遠殺張敬達，歸降石敬瑭，晉安寨陷落，後唐滅亡已成定局。在耶律德光的要求下，石敬瑭又任命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權知樞密使事，賜“推忠興運致理功臣”號。一時間，桑維翰位極人臣，榮耀加身，實現了年少時“公輔之望”的夢想。
後晉建立之初，桑維翰憑藉擁立之功，位居宰輔，朝堂之上，他一言九鼎，成為後晉政權的核心決策者之一。在治國理政方面，他展現出了非凡的才能與遠見卓識。
公元937年，後晉天福二年。桑維翰向石敬瑭提出“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的內政外交方針。
在對外政策上，他極力主張與契丹維持良好關係。後晉政權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契丹貴族的幫助，而當時契丹的勢力已經十分強大，足以影響中原政局。後晉建立之初，國家勢力較弱，不足以與契丹抗衡。因此，桑維翰建議石敬瑭採取卑辭厚禮的政策，以維持與契丹的和平關係。這種策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國家的尊嚴和領土完整，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卻為後晉贏得了寶貴的發展時間。
在內政方面，桑維翰重視軍事、經濟、用人等多個方面，為後晉政權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張削弱藩鎮勢力，加強中央集權；重視軍事建設，訓練士兵，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同時，他也注重經濟發展，鼓勵農業生產，開通商路，以豐富國家的財富。他還復置學士院，注意選賢任能，除官公正。這些措施的實施，穩定了中原的局勢，鞏固了草創的後晉政權。
後晉雖在石敬瑭與桑維翰的經營下初立根基，但外有契丹如虎視眈眈，內有朝堂暗流湧動，桑維翰身處權力中心，周旋其中，心力交瘁。
契丹以 “父皇帝”“上國” 自居，對後晉予取予求，不斷索要金銀財寶、綾羅綢緞，稍有不滿便陳兵邊境，以武力相威脅，後晉上下敢怒不敢言。桑維翰身為宰輔，深知契丹的威脅猶如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為求一時和平，只能極力安撫，在契丹使者面前卑躬屈膝，言辭極盡諂媚，以換取短暫的安寧。他多次勸諫石敬瑭不可與契丹輕易交惡，在國力未盛、羽翼未豐之時，需忍辱負重，避免兵戈相向，以免生靈塗炭、社稷傾頹。
然而，桑維翰的這一主張卻遭到朝中諸多勢力的反對。以景延廣等為首的武將集團，對契丹的傲慢無禮早已滿腔怒火，他們恥於向契丹稱臣納貢，認為這是對華夏尊嚴的踐踏，力主強硬對抗，以戰止戰，恢復中原王朝的赫赫威名。朝堂之上，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不休，互不相讓，矛盾日益尖銳。
在地方，藩鎮割據的局面並未因後晉的建立而徹底改變，各鎮節度使擁兵自重，心懷鬼胎。他們有的暗中與契丹勾結，妄圖藉助外族勢力擴充地盤；有的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截留賦稅，私蓄兵力，時刻準備在亂世中渾水摸魚。桑維翰為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勢力，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調任、分化、打壓等，但這些舉措觸動了藩鎮的既得利益，引發了他們更為強烈的反彈，叛亂此起彼伏，讓桑維翰應接不暇。
公元938年，後晉天福三年。範延光投降。在平叛期間，主將楊光遠多次提出非分之請，屢被桑維翰依法抑制，楊光遠起初不知情，向宣徽使劉處讓抱怨，劉處讓因桑維翰等兼任樞密使侵蝕其權力而對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