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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投資1億元，在鞍山修建東北軟體園；僅1個月後，宋如華在自己的家鄉浙江省紹興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後，在江蘇常州、南京、無錫，浙江嘉興、金華、台州，山東威海以及上海南匯等地，一個接一個的託普軟體園相繼開建。每到一地，當地政府最高首長必蒞臨開園儀式，眾多媒體熱烈報道，託普儼然成為點燃各地高科技產業熱情的“火神”。
為了讓自己宏大的軟體園規劃帶有更強的國際化特徵，宋如華甚至還在美國註冊了一家託普國際，宣稱“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附近建立了基地，用於承載技術開發實驗點和國際採購的功用”。2000年9月，宋如華富有想象力地向國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提出了構築“千里軟體產業帶”的恢弘計劃。該計劃宣稱，託普集團將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華東地區建設東部軟體園，“透過託普在華東地區的幾十家公司，形成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等多個戰略支撐點和網路式的核心企業框架。軟體園將在1到3年內初見成效，4到6年基本建成，6到11年全面完成，到2010年末達到累計投資29億元，帶動地方經濟290億元，軟體規模每年20億元，園區佔地200萬平方米，園區人數3000人”。這個烏托邦式的規劃在遞交的2個月後，居然被正式批准為國家火炬計劃專案。
託普的高調運作，加上國家部門的深度認可，使得宋如華的跑馬圈地充滿了大喜劇的輕快色彩。他成了各地市長們爭搶的“香饃饃”和座上客。幾乎所有的軟體園專案都被列為市長的“一號工程”，政府對其用地更是給予了最優惠的出讓價格，有些心情急迫的地方甚至是免費送給了託普。很顯然，對一些地方官員來說，引入托普的軟體園專案，是一個很可以自豪的政績工程。正是在這種各懷心思的合力推動下，託普軟體園的園區面積也是一個比一個大，從鞍山、紹興的五六十畝起步，到嘉興的臺商資訊產業園已經達到佔地4500畝的空前規模。宋如華的投資額也水漲船高，從一開始時的1億元到後來信口開河的100億元。宋如華也很能體會官員們這種好大喜功的心態，因此在園區定位和規劃上，大打“形象牌”。在上海南匯建東部軟體園時，他突發奇想地將之設計成一張“世界地圖”：“五大洲”被設計為園區中的人工湖，房屋和道路都設計在“四大洋”上，東面壘起一個高坡，宛若虎頭，西邊一溜土堆，號稱龍形，美其名曰“藏龍臥虎”。這種土洋結合的奇妙構思，自然博得前來參觀的官員們的嘖嘖讚歎。
就這樣，從1999年到2002年的4年間，宋如華落子如飛，赫然成局，託普在全國數十個省市開建了27個軟體園，平均不到兩個月新建一個，佔用土地超過1。2萬畝。靠一個“軟體園概念”，宋如華竟成為中國企業界最大的地主。
託普建軟體園，動輒宣稱投入數億元乃至上百億元。其實，它投入的資金並不大，靠的是“在當地挖潛，利用地方資金和資源滾動開發”。
“當地挖潛”的第一種，是獲得當地銀行的資金支援。託普的軟體園專案幾乎都伴隨著一份與當地銀行合作的信貸協議，託普低價甚至無償獲得用地後，當即透過抵押或擔保等方式向銀行套取資金。能不能獲得銀行貸款，成了建不建軟體園的前提條件。宋如華曾明確指示部下：“一個軟體園專案，在本地銀行都融不到錢，那就證明各方面的工作都不到位，也就不要做下去了。”便是在這一過程中，託普在各地編織了一張旁人無法理清的、錯綜複雜的財務網路，在資本日漸膨脹的同時，也埋下了無窮的後患。
第二種是獲得當地的軟體改造專案。在鞍山東北軟體園簽約的同時，託普便利用與政府的熱絡關係，得到了鞍山體育場顯示屏、市教育資訊化改造的近2億元工程合約。在紹興、金華、大慶等地建園時，託普都相繼接下了當地政府委託的數千萬元的軟體開發合同。
第三種是獲得壟斷性資源。2000年，託普在湖南寧鄉建設軟體園，宣稱將在5年內投資10億元，將之建成具備年生產、開發60萬套軟體能力的“開放式軟體基地”。這成為當年度湖南最大的高科技引資專案。作為“配套性專案”，託普向湖南省政府提出創辦湖南託普資訊科技教育學院，由此順勢進入了民營資本很難參與的高等教育領域。這種配套模式，後來在長沙、上海、成都和紹興等地複製，託普相繼建起了4家資訊科技院校，在校學生一度多達萬人。
正是憑藉著這些膽大無比的空手道技巧，深諳中國政商之道的宋如華一次次獲得了成功。他的商業心態也漸漸地浮現出難以掩飾的暴戾之氣。有一回，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