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信仰

第1部分 (第2/4頁)

到人性的力量，這是我覺得特別絕望和無力的事。因為我們就夠絕望的了，你帶著我們一起絕望，咱們在幹嗎？實際上我覺得我們的電視，我們的電影都應該是給人力量的，第一要讓人正視痛苦，我們敢面對人性深處所有令人不快的東西，面對痛苦；其後是找尋力量。所以我覺得我在小說裡面，我在文學裡面常常找不到這種力量，然後我就覺得文學沒有生命力。但這是錯的。

張越：悲觀主義的花朵（2）

後來我在生活中的好多普通人身上找到了真正的文學的力量，我覺得他們改變了我對文學的看法。比如說劉小樣，她那種強大的精神上的要求，焦慮迫切的靈魂上的要求，她能夠被一個東西導引著不斷地衝破現實，你不覺得她身上有文學的力量嗎？環境會磨蝕掉很多人的，但是她沒有被磨蝕掉，實際上我的嘉賓中還有很多人沒有被磨蝕掉，在極其痛苦和壓抑的環境當中，他們還有期待，還有渴望，還有往前走的力量。我覺得他們特別厲害，我覺得那是文學的力量。我覺得我是在生活中而不是在文學書裡面找到了文學，因此我覺得文學是有力量的，我非常看重它。

但是我要克服我的文人化傾向，我是想說力量在心裡，力量在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的行走當中而不是嘴上說的。不是你的言談舉止讓人覺得你有學問，覺得你跟大多數人不一樣，覺得你有特別的想法，覺得你特精英，那是虛偽的，那是偽力量，越那樣越無力。所以我堅持承認文學有巨大的力量，我不相信這個商業社會就不需要文學，我覺得它永遠藏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是導引我們往前走的一個重要的力量，但是我必須克服我身上的文人化傾向，我還不夠樸實。

夢霞：那麼文學到底給了談話什麼呢？

張越：我覺得文學跟談話是一回事。文學跟談話的功能是一致的。因為人孤獨和恐懼，在這個世界上，其實每一個人不管他看上去多麼強大，他都沒有安全感，他都充滿了恐懼。如果不恐懼我們幹嗎急赤白臉地交朋友？我們幹嗎急赤白臉地結婚？我們幹嗎急赤白臉地生孩子？其實沒有這些你也未必就死了，但是這些能讓你的內心平安，你覺得幸福。什麼叫你覺得幸福？就是你覺得安全了，你不怕了，你不孤獨了。我覺得就人的本質來說，人的一輩子就是克服孤獨和恐懼的過程。我們有各種方式，比如文學，比如交談，比如結婚，這些都是克服孤獨和恐懼的方法。交談就是讓人覺得其實咱倆是能談得來的，其實咱倆能理解，其實我並不孤獨，其實還有你。這就是我們談話的目的，從本質上它和文學乾的是一個事，用了不同的工具。這也是我想用我的談話節目達到的一個目的。

如果你要簡單化，那當然也可以說，比如用詞準確，比如善於觀察、善於體會啦之類的，但這是一個表層的東西。

如果直接地說文學給了談話什麼，我用一個詞可能叫“情懷”或者說“氛圍”。其實我覺得談話談了什麼不是特別重要，不能保證在單位時間內談得高度準確。兩個人之間的氛圍非常重要，比方說對立了、交融了、興奮了、猶豫了。你看一個談話節目的時候你不是非要從裡頭聽到好多說得特別好的詞兒，你希望看到的是一個談話“場”，這個“場”就是我們之間流動著的那個東西，就是那個情緒。我覺得那個東西跟文學有關，就是你心裡有沒有文學決定了你的談話有沒有那樣一種不斷交融、螺旋上升的情懷。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楊瀾：風地裡的樹（1）

央視給了我視野，也給了我負擔

夢霞：央視的工作經歷對你後來做節目有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楊瀾：央視給我的最大養料，就是讓我能在事業的起點上站在一個國家的高度，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視野以及對社會和文化的一種自豪感。如果我一開始就在地方臺，做一些娛樂新聞什麼的，我不會有這樣的視野和追求，這是中央臺給我的。

但它同時也可能成為我的負擔，就是我不會完全放下身段，我不會說只要這個東西收視率高，我就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做，我已經不可能那樣了。

夢霞：這種責任感已經成了你血液裡的東西了？

楊瀾：不是責任感。我只是覺得要是過於庸俗的東西我是不願意做了，這個跟責任感沒有關係，我沒有說想著要懸壺濟世，我沒有這種責任感。但是我有一種好惡感，就是說這麼庸俗的東西我不屑於做，這就是一個負擔。

其實你如果說按照純商業的生存法則來說，你就應該做，有錢你為什麼不做呀？但你不會做，你覺得你應該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