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信仰

第1部分 (第1/4頁)

張越：悲觀主義的花朵（1）

沒有人可以做到奧普拉·溫弗瑞

夢霞：我們看到，一些優秀的女主持人都開始做大型談話節目，比如說楊瀾的《天下女人》，比如魯豫的新版《魯豫有約》，似乎一個新的女性談話時代正在到來。她們都談到了美國的脫口秀女王溫弗瑞，而她們的節目中也的確體現了這樣的追求。你在《藝術人生》特別節目《溫暖》系列裡的表現，你在《半邊天》特別節目《我們》裡的表現，那種對生命的尊重、對人本身的尊重和澎湃的激情，讓我們更直接地看到了那個偉大的美國女主持人的影子，你又是如何理解她的節目的？

張越：溫弗瑞的節目我只看過一期。我沒有刻意地研究她的節目，而且我的外語也不好。第一，我不確認我是否能駕馭這樣一個大談話；第二，我不確定即使我能駕馭我有沒有機會得到這樣一個平臺。我不愛看電視，我幾乎不刻意研究任何節目，這是我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不是說我認為溫弗瑞不值得研究，不是這個問題。事實上我認為研究她也沒用。

夢霞：為什麼會這樣說？

張越：我認為大家企圖做溫弗瑞也沒用。她的環境是一個成熟的媒體環境，我們的媒體環境不成熟，不提供這種可能性。還不是說狹義的平臺，還不是說電視臺給不給你經費，給不給你這個播出時間讓你做這樣一個節目。不是這樣，是大的環境沒有提供。就像你在這兒拍著桌子說我們非要達到好萊塢的那個程度，不可能。因為你的社會程序就沒有到那個工業化程度。

我認為中國電視到目前為止還不提供奧普拉·溫弗瑞那樣的平臺，今天來談她還太早了，從歷史的程序來說，這一代的中國電視人是拓荒者，不是收穫者。成熟的桃子將會被另外一些人吃掉而不是我們，所以我覺得必須得有這樣的思想準備，你就當個鋪路石吧。

實際上我覺得我從做電視的那一天起擔當的就是這樣的角色。我上電視的時候中國根本就沒有我這樣的主持人，在當時沒有人敢把我稱作主持人，製片人只敢說我是嘉賓，她甚至都不敢告訴領導說我是主持人，因為她要是說出來我立刻就會被斃了，觀眾也立刻就會造反，我根本就幹不成了。

我做了幾期節目後我們就收到觀眾的來信，說全中國的漂亮女孩都死光了嗎？你們找這麼個人主持節目，她是你們臺長什麼親戚？我的方式從一開始就會跟環境有衝突，但是我覺得非常幸運，我沒有想到我會幹十年，我完全沒有想到。

夢霞：可是你出現了，被認可了，這說明現實比你預想的要好些。

張越：對，事實比我想象的要樂觀、要幸運一些，我居然出現了，居然活下來了，這讓我很吃驚。但這不意味著我能享受最成熟時期的果子。我覺得從心理上、從歷史上說我們能做好這件事情就很了不起了，我們能為後人鋪好路的話，那就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也許是我保守吧。

文學是有力量的，但是“文人傾向”讓我痛苦

夢霞：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過電視界現在一個詞叫“文人談話”？就是作家來做訪談節目的主持人，有人預測說我們將要進入一個“文人談話”的電視時代，現在臺灣已經比較多了，有曹啟泰、蔡康勇這樣一大批；我們的代表人物有張越、劉儀偉等等。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邊是真正意義上的讀書節目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另外一邊卻是“文人談話”蓬勃興盛，看起來好像挺矛盾的，這是為什麼？

張越：首先我不知道現在“文人談話”正在大行其道，我不知道這事兒。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文人傾向，這是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的，也一直為此感到特別痛苦。

我以前覺得文學是百無一用的東西，是胡扯，是生活中的裝飾品，我覺得這個是沒用的。但我後來覺得它特別有用，它是很有力量的。

夢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它有用？

張越：就這幾年。剛開始做節目的時候我覺得文學沒用，如果說我覺得它有用也是那種非常膚淺的有用，比方說你有學問，你可以賣弄詞藻，你可以說話漂亮，但是那個東西你知道其實狗屁不是，蒙人的。

這幾年，我在好多身處困境中的人身上看到剛才我說過的另外一個層面的，心靈層面的飛翔。文學就是能夠放飛心靈的一個特別有力的武器。我之前在很多小說，很多中國作家的小說裡頭已經看不見心靈飛翔的力量，我越看越失望，我覺得在中國作家的作品、中國導演的電影裡頭我們也能慢慢地看到人性的深度，但是找尋不